第三，新的市场和城镇的成批兴起。
    在代钱纳实行以前，畿内地方市场很少。在代钱纳实行期间，地方市场仍集中在畿内东、西两侧的中间地带，畿内只有一些联接中央城市与地方市场的中继港湾城市，地方市场仍无大的发展。但在庄园制进入解体期的14世纪前半、特别在畿内型庄园进入解体期的15世纪中叶前后，畿内农村市场有广泛的发展。这时的畿内农村市场与以前各地农村市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此之前的农村庄园市场，是适应领主的要求而出现的，其活动主要在于进行年贡品的交易，其作用主要在于补充领主自给经济之不足。每当庄园农民交纳年贡品的季节，地头庄官收集年贡品运入市场，京都及其他城市商人来市场收购。这种市场虽有少数亦农亦商的市民定居，但从事大宗交易的商人并不长住市内，农民入市的也不多。因此，这种市场的活动，具有很大的上层性与季节性。一当年贡品交易结束，便又转为平静的农村，很少发展为城市（33）。但是，现在畿内发展起来的农村市场，便不是这样。它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已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的机能，不限于年贡品的交易，而且越来越多地广泛买卖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社会阶层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市民的主体一般是从事专门手工业生产与贩卖的田舍座人。因此，这种市场不仅有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而且活动的持续性也很强，不少的市场发展为繁华的集镇，发展成称为“在町”的地方小城市。中世末期，这类小城市著名的有平野乡、久宝寺、富田林、大个塚、贝塚、西宫、伊丹、池田、富田、芥川、高槻、枚方、今井等（34）。
    畿内出现的新市镇，有别于其他广大中间边远地区的城镇。在它们成批出现时，庄园领主势力已经衰弱，地方领主势力也未壮大，他们都无力对新市镇进行强力控制。新市镇没有经历领主驻点与市镇结合的过程，有的还逐步成为地方农民自治惣的所在地（35）。这种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和在农民反封建斗争浪潮推动下形成的地方集镇，既是经济性的，也是自治的。而这种拥有一定自治权力的经济城镇在农村的广泛发展，不可能不成为“楔入封建地区”的楔子而导致封建制度走向衰败（36）。
    过去研究畿内大城市自治化的原因时，多强调领主内讧和农民起义的冲击，使领主势力强大的城市有可能在封建统治松弛的空隙中获得某些自治权。这当然是畿内大城市获得自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畿内农村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和农村自治的经济城镇不断涌现，当是推动畿内大城市走向自治化的重要经济根据。胁田晴子分析畿内出现自治小城市的原因时说，“基于生产力高水平发展，畿内农民力量强大，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领主权力的衰落，导致了畿内自治城市的簇生”（37）。胁旧氏的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也可用以说明京都、堺等大自治城市。在京都，如果只有封建内讧和农民起义而无畿内城乡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可以导致京都领主统治的瘫痪和城市经济的衰落，但决不可能出现大量商业、手工业市町的繁荣和实力雄厚的前期资本的活跃。在堺市，如没有强大的手工业及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建立起如此卓越的威尼斯式的商人统治。高尾一彦论述自治城与农村经济政治关系时（38），曾列举1388年后堺市商人的商号有10家是以近傍的摄津、河内、和泉的村庄之名命名的。1594年的京都，仅冷泉町一个町的50家商号中，便有14家出自近郊农村。所以说，直接支持京都、堺等变成巨大自治城市之发展的，当是畿内、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这种以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为背景的城市，无论是自治的小城市还是大城市，它们的继续发展，又必然要进一步促进农本经济的解体和农村商品经济的进步。
    第四，农民反抗领主斗争的持续兴起，推动城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日本中世农民运动史上，畿内地区历来是农民斗争的中心地带。14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庄家一揆、15世纪20年代兴起的德政一揆，一直以畿内地区为主要阵地。15世纪后半叶迄16世纪70年代的一向一揆的指挥中心，虽然一度转到畿外，但在其发展期与高潮期，也是在畿内的京都和大坂。所以，考察畿内社会经济的变化，畿内农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战后庄园史学者分析庄园解体期的农运作用时，多在说明其打击庄园领主势力方面的政治作用（39）。本文将侧重考察日本庄园解体期畿内农民运动与畿内城乡经济发展的关系，藉以说明畿内商品经济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规模，取决于农民对剩余劳动物的支配程度。14世纪以后，畿内农运迭起的原因，可以从封建领主与农民双方在夺取与保卫剩余劳动成果的角度来理解（40）。
    13世纪中叶旧名体制解体后，大量直接生产者上升为小自耕农。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所激发的劳动热情和支持其走向自立的经济条件，可以成为他们发展和扩大生产的动力。但另一方面，领主的恣意盘剥，又可能使他们破产。因此，限制领主剥削，是当时新近取得自立地位的小生产者向前发展的关键。14世纪上半叶畿内农民反对地头领主的“非法”盘剥和自治惣要求承包年贡的斗争，14世纪后半叶要求减免年贡的斗争，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因为前者有利于促进剥削额的固定化，后者有利于在剥削额固定后再更多地留下剩余劳动成果。只有年贡夫役由恣意向固定化发展，才能使处于最低生产条件的小自耕农的再生产得以维持；而年贡夫役由固定化后再行减免，就能使处于较好生产条件下的小自耕农的再生产得以扩大。没有这种维持和扩大，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就不可能。
    15世纪前半叶，畿内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每块耕地能生产出除年贡及生产者本身消费以外的大量剩余产品的程度，使在国内外的酒屋土仓、寺社僧商乃至庄园领主向土地投资的热情迅速增长，从而又迫使农民通过买卖、借债、抵押等形式，纷纷丧失其原保有地的名主职、作职乃至下作职（41），农民由小自耕农再度佃农化。他们除继续向原庄园领主交纳年贡外，还要向新地主再交纳高出年贡数倍的加地子（42）。农业剩余产品被大量掠夺，严重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资金投入。因此，15世纪20年代遍及京畿的德政农民起义的爆发，便是与反对各种名义下进行的加地子掠夺相联系的（43）。1441年农民列入德政要求的就有永领地、永代卖寄进地、本钱返地、年纪沽却地、借书地、质券地等多项，就是因为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要求取缔加地子负担，这无疑对于维持畿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有重要作用。
    在德政起义的打击下，以高利贷形式对农民的掠夺虽然受到抑制，但这种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公家、武家向商业、手工业者征收座役，幕府守护征收国役、段钱，庄园领主到处设卡收税，他们把对剩余生产物的掠夺深入到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与此相应，农民运动也有新的发展。1457年河内土民起来破除税卡600余处。1480年，京郊农民要求废除京都七口新关。1485年， 山城国一揆提出“一切新关不可立”。到15世纪70-80年代，又发展为以一向宗为旗帜的农民战争，到处攻打守护、驱逐武士、反对段钱、破除关卡。他们以商路为传播宗教的路线，对起义区的市镇实行保护政策，使畿内商品经济保持了发展势头（44）。畿内持续不断的农民斗争，可说是畿内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的特殊有利的条件，这是畿内在庄园解体期不同于广大中间边远地区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