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的营建项目，有宫殿、坛庙、城垣、城楼、陵寝、王府、官衙、仓庾、寺观、桥梁等多种，其中宫殿、坛庙、城垣、城楼、陵寝等工程，规模都很浩大。经过修缮或重建，这些宏大的建筑物不少都保存下来，成为北京文化遗产中最壮丽的部分。关于这些建筑物，特别是紫禁城、天坛、十三陵等，已有大量介绍性的书籍和文章。但对于营建方面的具体事宜，还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明代北京营建的一些基本情况，如营建管理、经费筹措、物料采办、匠役征用等，进行初步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一 营建管理
    明代，工部是专门掌管营建事务的国家机构。工部尚书、侍郎总管全局，“掌天下百工营作”是其重要职责之一①。工部下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4个清吏司，除陵寝、坟茔营造属屯田清吏司职掌外，其它营造事务均归营缮清吏司掌理。营缮清吏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分掌宫府、器仗、城垣、坛庙经营兴造之事”②，“凡大内宫殿、陵寝、城濠、坛场、祠庙、廨署、仓库、营房之役，鸠力会材而以时督程之”③。由于位居六部之末，工部一向被仕进者视为冷局，“嘉靖间兴大工，添设工部官，比曩时数倍，营缮司尤盛，郎中多至十余员，得骤升京堂，或有先赐四品服者，人始慕之”④。营缮司下设一些分司，“其分司为三山大石窝，为都重城，为湾厂(通惠河道兼管)，为琉璃黑窑厂，为修理京仓厂，为清匠司，为缮工司(兼管小修)，为神木厂(兼砖厂)，为山西厂，为台基厂，为见工灰石作”。各分司分掌某方面的具体事务，如三山大石窝掌烧造、开运各工灰石之事，都重城掌报修坍塌城墙，湾厂掌转运建筑材料，琉璃、黑窑厂掌烧造砖瓦及内府器用，修理京仓厂掌京仓修理事务，神木厂储存各省采到木植，山西厂(又称大木厂)、台基厂掌储存木材兼为造作之场，等等。其中神木厂、山西厂、黑窑厂、琉璃厂、台基厂，合称“大五厂”。此外还有“小五厂”：营缮所，木工；宝源局，金工；文思院、王恭厂，俱丝工；皮作局，革工。其中营缮所由营缮司管理，设所正1员、所副2员、所丞2员⑤。
    除工部外，宛平、大兴二县也参与营建管理工作。永乐年间，宛、大二县工房设南、北科司吏各1名、典吏2名，其中南科管工部等衙门买办物料，北科管惜薪司等衙门夫役以及在京居住诸色人匠等事，后因事繁难治，洪熙元年(1425年)，令二县增设工房匠科司吏1名、典吏2名⑥。宣德四年(1429年)，又增置宛、大二县县丞各1名，专督营造⑦。万历六年(1578年)，并军匠事入粮马厅，令革去县丞1员，十二年复设如故⑧。此外，京卫中的武功三卫，因所管军士皆为工匠，亦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营建管理⑨。
    明代宦官广泛参与各项事务管理，营建也不例外。内府负责掌管营建事务的是内官监，它“掌木、石、瓦、土、塔材、东行、西行、油漆、婚礼、火药十作，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用暨冰窨诸事”，“凡国家营建之事，董其役”⑩。而且，内府宦官的管理权力，往往超过外廷官员。永乐时营建北京，北京行部“庶务丛脞，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棰系”(11)。永乐以后，宦官权势愈来愈盛，更非工部官员所能匹敌。沈德符谈到：“工曹修造诸差，多与内监同事，迕之未免得祸，若与协和，必同染腻秽，为清流所薄，后日吏议每从此搜抉，以故有志者类托故辞之。”(12)
    凡有营建项目，第一要务是做出总体规划和设计，估算所用经费物料，以便筹措施工。明制规定，“凡宫殿、门舍、墙垣，如奉旨成造及修理者，必先委官督匠，度量材料，然后兴工”(13)。总体规划和材料度量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营建知识和经验。明代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优秀人才。如交趾籍太监阮安，“长于工作之事”，修营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王府、六部诸司公宇，“皆着劳绩，工曹诸属，一秉成说而已”(14)。官至工部尚书的吴中，虽人品卑下，但在工程管理方面成绩卓著，“勤敏多计算，先后在工部二十余年，北京宫殿，长、献、景三陵，皆(吴)中所营造，职务填委，规划井然”(15)。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蒯祥，精于工程技术，被称为“蒯鲁班”，“能主大营缮，永乐十五年(1417年)建北京宫殿，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天顺末作裕陵，皆其营度”，“每宫中有所营缮，中使导以详略，用尺准度，若不经意，既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16)。嘉靖年间徐杲亦以木匠官至工部尚书，在建筑规划方面很有才华，当时营建三殿，“三殿规制，宣德间再建后，诸将作皆莫省其旧，而匠官徐杲能以意料量，比落成，竟不失尺寸”(17)。
    在北京营建经费的估算方面，宦官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国家营建，在朝廷者属内官监，在诸司者属工部。凡遇内府兴作，内官监估计，转行工部。工部以三分为率，量减一分，盖曲为节省计耳。近该监估计，已知三分扣一定规，往往过为加增，以图侵克。”(18) 明代北京的营建项目，大多数属于“在朝廷者”，都要先由内官监初估，再由工部复核，工部不敢得罪内官监，只能以内官监的初估为基础，加以一定幅度的削减。作为专门工程设计场所的台基厂，也由内监实际掌管。
    营建项目正式开工后，则要委派重要官员督理。凡是规模较大的营建工程，一般都遣文武大臣、太监董理其事。如永乐十五年营建北京，命泰宁侯陈珪掌营缮工事，安远侯柳升、成山侯王通副之，又命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庆同陈珪等总督，并命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都督薛禄、金玉、章安、谭广各督一事(19)。正统元年(1436年)，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20)。正德九年(1514年)，营建乾清、坤宁宫，令御马监太监谷大用、司礼监太监张雄总理，内官监太监张银及署都督同知朱宁提督(21)。嘉靖十五年(1536年)，修饬七陵，命武职大臣1员、工部堂上官1员总督工程，礼部堂上官1员总拟规制，兵部堂上官1员总督官军，于各衙门选取才干官1员协同工部堂上官兼理工程，并命内官监官二三员提督工程(22)。
    总督、提督之下，根据工程规模大小，还有数量不等的一般监督人员，以分理各项事务，他们都由工部司员和内官监太监充任。由于有利可图，监督人员常超出规定数额，不得不加以限制。弘治十八年(1505年)规定，山陵监督等官，多不过30人，但嘉靖七年，提督山陵太监傅平奏上管工太监70余人，被工部复奏驳减(23)。此外，每项工程，都有科、道官巡视。监督与巡视在职责上是有清楚区别的，“监督者，总理之任；而巡视者，纠察之权也”。但在实际工作中，巡视科道常常侵分监督官员之职权。万历二十四年重建两宫，工部官员认为，“若监督徇私冒破，巡视者止宜据实而纠劾之，倘兼监督之任，未免一柄两持，事体必多掣肘”，遂奏请申明职掌，令监督、巡视“各守乃职，收受钱粮之际，监督官与内官监提督将钱粮逐项验收，巡视科道监察之，果有冒破、以小作大、以轻抵重、以滥恶抵美好等弊，点记于册，钱粮收完，实时声说某项有弊，随时察究，果有入己之赃，参究罢黜，但不得吹毛洗垢，以堕任事之心”(24)。
    由于匠役众多，物料繁杂，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明初规定，凡有兴作，“其工匠早晚出入，姓名数目，务要点闸关察机密”。永乐时规定，凡夫匠出入，“令各处上工人匠，俱照旧印绶监起牌上工，不许擅自拔取”；“内府上工人匠，一牌上止写一人名字，不许双名相合”(25)。万历时重建两宫，题准：“照得夫匠众多，该管员役，最易冒破，以五作十，并庸匠稚病残疾人夫，希图搪塞。合行定立规式，某匠作某料尺寸若干，即注匠名料上，前一日分派，当日申刻验收，某人夫某项用若干，俱预先分派，当日抵晚验工，如有名无人，有人无工，工匠扣除工食，军人不与日粮，仍行送问。如干碍内外官员，奏请究问。”(26) 天启时营建庆陵，题准：“每日上工收料，务从实查记，十日清算一次，使钱粮皆得实用，勿致虚冒。”(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