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官员在束手无策时，有时不得不请求皇帝拨发内帑银两。嘉靖年间，因营建经费缺口很大，工部几次恳请发内帑，世宗以“内帑银乃备宫中用者”，不准拨发(65)。熹宗初年，因庆陵工急，曾先后两次拨发帑银100万两，以济陵工(66)。天启七年，营建德陵，工部尚书薛凤翔求发帑百万，诏命半之(67)。
    此外，明代后期，朝廷还常劝令官员捐献银两以助大工。嘉靖时，营建最繁，“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68)。天启三年营建庆陵，令内外各衙门有自愿捐助者，不拘数目，即行解部，籍而优叙之(69)。五年，因两门三殿工程浩大，工部挪借术穷，内帑搜刮殆尽，后妃、诸王、公主并司礼监等衙门，各监局司库掌印、管事、牌子及内外私家闲住太监等官，恭进助工银共40万两，大学士顾秉谦等捐俸金200两助工，各衙门捐助有差，武清侯李诚铭进助大工银3万两，又命各王府量力捐助(70)。七年九月，营建德陵，“议内外大小诸臣捐助，各照殿工捐俸”，不久，大学士黄立极等各捐银200两(71)。
    明代历朝营建不断，费用浩繁，给国计民生带来很大影响。如永乐时，邹缉曾指出：“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征求无艺，至伐桑枣以供薪，剥桑皮以为楮。加之官吏横征，日甚一日。如前岁买办颜料，本非土产，动科千百。民相率敛钞，购之他所。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辗转，当须二万贯钞，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后既遣官采之产所，而买办犹未止。盖缘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顾民艰至此。”(72) 弘治时，给事中张宦等奏称：“京城内外，土木大兴，军民两困。”(73) 嘉靖时，“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中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厂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74)。万历年间，神宗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四处搜刮白银，神宗对此曾解释说，“开矿抽税，为因三殿两宫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75)。可见，“营建乏资，计臣束手”，是矿税大兴的重要原因之一(76)。
    三 物料采办
    上节提到的一些建筑费用额，主要是由工部统筹的现银开支。而营建所需的各种物料，多数是通过强制性徭役获得的，并未计算在总建筑费用额之内。因而，明代北京各种营建项目的实际费用，要远远大于官方所公布的数字。
    在营建所需的各种物料中，以木材采办耗费的人力物力最多。宫殿建筑需要各种规格的木材，一般木料在华北、南方都可以采伐，而用作梁柱的巨型楠、杉以及板枋，则只能在湖广、四川、贵州的深山中才能采到。明代采木始于永乐四年，当时为营建北京，遣工部尚书宋礼诣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诣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诣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诣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诣山西督军民采木(77)。终永乐之世，宋礼先后5次入蜀提督采木(78)。永乐以后，曾多次谕令采取大木。如宣德三年，命行在工部尚书李友直、刑部左侍郎樊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廙往四川，吏部右侍郎黄宗载、刑部右侍郎吴廷用往湖广，采宫殿材(79)。正德九年，命升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刘丙为工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贵州等处，采取大木，而以署郎中主事伍全于湖广、邓文璧于贵州、季寅于四川分理之；次年又设工部署郎中二人催运大木，一自仪真邗沟至卫河达于京师，一自湖至大江达于仪真(80)。嘉靖二十年，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81)。嘉靖三十六年题准，川、贵、湖广3省采木，差大臣1员，郎中2员，添设川、湖副使各1员，又差郎中2员，一往山西、真定采松木，一往浙江、徽州采鹰架木(82)。万历中，为重建宫殿，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83)。此时采木“止责成抚按，一官不遣”(84)，抚按则委派本处官员分督，如四川分设川西、上川东、下川东、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建昌七总，各按分派数额采取(85)。除委官采办外，明代后期还兼行召商采木之法(86)。
    从深山采取大木并运到水次极为艰难。据记载，“楠木一株，长七丈，围圆一丈二三尺者，用拽运夫五百名，其余按丈减用。沿路安塘，十里一塘，看路径长短安设。一塘送一塘，到大江”。“计木一株，山林仅十余金，拽运辄至七八百人，耽延辄至八九月，盘费辄至一二千两之上”。大木运到水次后，“督木同知将放出木头赴督木道交割，八十株扎一大筏，召募水手放筏，每筏用水手十名、夫四十名，差官押运到京”(87)。大木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三峡，道江淮，涉淮泗，以输于北”(88)，“越历江湖，逶迤万里，由蜀抵京，恒以岁计”(89)，“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90)。采木给地方财政造成很大负担。嘉靖三十七年，贵州抚按奏称，本省采木经费，当用138万余两，“费巨役繁，非一省所能独办”，经工部题复，令将广东、云南、江西、山西原派盐课大工银督发应用(91)。万历中采木湖广、四川、贵州，费银930余万两，皆征诸民间(92)。采木也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嘉靖年间，奉命采木于蜀的龚辉曾作《采运图说》奏进，备述采木之苦，谓“徒以应用营建所需之故而伤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所不若”(93)。万历年间，采木四川建昌，“采运人夫，历险渡泸，触瘴死者，积尸遍野”(94)。吕坤在奏疏中，曾极论采木之害：“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臣见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95)
    砖瓦是营建必需的另一项大宗物料，例由官府设窑烧造。为了加强管理，明代常派遣官员督理烧砖。如永乐四年，命泰宁侯陈珪、北京行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匠造砖瓦(96)。后专差工部侍郎1员，于临清管理烧造，提督收放，自直隶至山东、河南军卫、州县有窑座者俱属统辖。宣德二年，令河南、山东二都司并直隶卫所，拨军夫50名，于沿河一带烧砖，以添设官15员分行提督。弘治八年，令停止派遣烧造官员，由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巡抚官委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及府州县官提督管理烧造(97)。正德九年，命署郎中主事张惠于南直隶、署员外郎主事唐升于北直隶，俱烧砖(98)。嘉靖五年，令差工部属官二员，一往南直隶各府，于苏州有窑处所，烧造方砖；一往山东、河南、北直隶各府，于临清有窑处所，督造方城、斧、券等砖(99)。大体说来，明代北京宫殿所用琉璃瓦分为板片、宛筒两种，均由在京琉璃厂烧造，琉璃砖由在京黑窑厂烧造。其它各种砖则主要在临清、苏州烧造。临清窑烧造城砖、副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型号有尺七、尺五、尺二几种，至明后期则只派造黑白城砖和斧刃砖，数额为每年城砖100万个，斧刃砖40万个，嘉靖后期城砖减为80万个(100)。苏州窑烧造细料方砖，有尺二、尺七等规格，凡遇营建宫殿，内官监开数，工部题行，应天、苏、松抚按官均派应天、池、太、苏、松、常、镇，各委佐贰官，于苏州地方立窑募夫，选拔长洲县谙练匠作团造。此外，宣德、正统年间，还曾设蔡村窑烧造砖瓦，旋停止。万历初，又在武清县设立窑座，每年烧造城砖30万个。为了将砖瓦运到北京，明代规定，凡船只都要顺带砖瓦，所带数额时有增减。如天顺年间，令粮船每只带城砖40个，民船照依梁头，每尺6个。嘉靖三年规定，粮船每只带砖96个，民船每尺带10个。嘉靖四年以后，还屡次谕令临清、苏州砖厂，雇民船运砖，雇价由有关地方官府支付(101)。
    砖瓦烧造不计成本，极为精细。如北京所造琉璃砖瓦，“其土必取于太平府，舟运三千里方达京师，参沙之伪，雇役、掳船之扰，害不可极”(102)。苏州窑烧造细料方砖，“其土必取城东北陆墓所产干黄作金银色者，掘而运，运而晒，晒而椎，椎而舂，舂而磨，磨而筛，凡七转而后得土。复澄以三级之池，滤以三重之罗，筑地以晾之，布瓦以晞之，勒以铁弦，踏以人足，凡六转而后成泥。揉以手，承以托版，砑以石轮，椎以木掌，避风避日，置之阴室，而日日轻筑之，阅八月而后成坯。其入窑也，防骤火激烈，先以穅草熏一月，乃以片柴烧一月，又以棵柴烧一月，又以松枝柴烧四十日，凡百三十日而后窨水出窑。或三五而选一，或数十而选一，必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燥纹，无坠角，叩之声振而清者，乃为入格。其费不赀”。嘉靖中营建宫殿，张问之被派到苏州督造，“凡需砖五万，而造至三年有余乃成，窑户有不胜其累而自杀者”。张问之悲悯民艰，曾撰《造砖图说》，进之于朝，冀以感悟(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