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费筹措
    明代北京的营建工程，所耗财力十分巨大。以殿宇为例，正德十年，重修太素殿，用银20余万两(28)。武宗初建豹房，自正德二年至七年，所费价银24万余两(29)。嘉靖十六年，修沙河行宫，议价200余万两(30)。十九年，工部奏，营建四郊，费银46万两，慈宁宫48万两，乃今慈庆宫已用银71万余两、一号等殿已用银76万余两，“费渐侈矣，而工犹未完”(31)。二十年，改建太庙，“捐数百万之费”(32)。“嘉靖间午门、三殿灾，万历间慈宁、乾清灾，动费四五百万金”(33)。天启时，重建三殿，费银595万余两，当时已称“工倍费省，未有如斯举者”(34)。再如陵寝，以长、永、定三陵规模最大，费银各达800余万两(35)。天启初修建庆陵，工部“请帑金一百五十万两，及玄宫告成，而帑金匮矣”(36)。熹宗去世时，国家财力极度匮乏，但营建德陵，预估经费仍达200余万两(37)。
    明代北京营建经费很高，除工程规模确实浩大外，估算过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营建经费例由内官监初估，他们为了从工程中获取最大利益，往往漫天估价。李廷机曾评论说，国家工役，“估计皆内相、匠头、胥吏为政，彼但科算己之所得，而务取盈焉，故一倍至二三十倍”(38)。沈德符也指出：“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破冒，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39) 万历三十八年，正阳门楼毁于火，内监同工部官估计重建费用，内监谓当用银13万两，“素以负气称”的营缮司郎中张嘉言则谓：“此楼在民间，当费三千金。今天家举事，不可同众，宜加倍为六千。”对于张氏之言，“诸大珰忿极，气满口重，不能辨诘，但奋于拳欲殴之，时监督科道在列，亦不出一言剖析，但劝解散去，次年大计，张竟以不谨被斥”。最后此楼“动工银三万，盖初估为张所诎，其后终不能满内珰之欲也”(40)。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张嘉言负气力争，而是按照惯例办事，此楼用银恐怕不会少于数万两。
    按照规定，凡营建工程，“兵部拨军，户部支粮，工部止于办科”(41)。也就是说，兵部调拨军士充当役夫，户部向当役者提供口粮，而所有物料均由工部筹办。明代前期，营建所需的各种物料，基本上都是通过赋役制度强制征取，工部支出不多。中叶以后，许多赋役项目都逐渐折银征纳，营建所需物料通过采买方式获取的比例越来越大，工部需要支出的现银也就越来越多。但是，工部本身的现银收入，只有竹木抽分、矿银、匠银、芦课、四司料价几项，其中数额最大的四司料价银，嘉靖后期每年不过50万两，天启末增至86万两(42)。不要说这些收入皆有常规用途，即使全部用于营建，也远远不敷。因此，工部不得不千方百计筹措银两，以满足营建工程的巨额需求。
    最常见的一种筹银办法，是让工部以外的其它部门出借或协济银两。这种办法从嘉靖年间开始经常使用。如嘉靖四年，时世庙工程方兴，又令修建仁寿宫，“海内在在灾伤，材木料价采征甚难”，题准借用户部钞关、兵部马价、工部料价，并查取两京各库颜料、各抽分厂木植及司府无碍官银(43)。十三年，议处太庙及各宫殿工费，命借太仓银70万两、太仆寺银50万两(44)。十六年，时修饬七陵、预建寿宫及内外各工，多达19所，每月费常不下30万金，而工部库贮仅百万，题准借太仓银40万两，兵部马价、柴薪银30万两，光禄寺银10万两，并取收纳的通惠河岁省脚价银(45)。十九年，因经费无措，工部题准于户部每年扣省通惠河脚价银3.614万余两、崇文门商税2.7万余两、皇庄并各草场子粒8.9万余两、两淮余盐47.74万余两，光禄寺积余厨料银内借支15万两，兵部缺官等项银内借支20万两，各兑送用(46)。三十六年，重建朝门午楼，除工部预处银30万两外，令户、兵二部亦各预处30万两，并敕两京科道官，清查各监局库厂收贮各省年例物料解用(47)。万历十五年，营建寿宫，令南京工部凑银30万两解部济工(48)。天启二年(1622年)，工部以陵工乏用，借南部存积银10万两(49)。六年，陵工急需钱粮，河道见贮银33.7万余两，令量取一半以济燃眉(50)。
    另一种常用的筹银办法，是开纳事例和纳赎。所谓事例，就是出卖监生、官员资格，纳赎则是允许犯罪者交纳银两以免刑罚。明代开纳事例始于景泰时，所得粮草、银两主要用于边镇军需。将事例银用于营建，始于嘉靖年间。嘉靖四年，为筹措料价，“开纳事例以佐其费”(51)。十年，以营建仁寿宫及先蚕等坛殿采办大木料价不敷，开各项纳银事例以补运费(52)。十六年，因陵工等乏费，广开纳事例，“各儒学廪、增、附生员停降者许加银以原旧名色，民间子弟亦许纳银，俱入国子监肄业，其知印未及一年者亦准加银起送”，并准罪犯收赎，“凡文武官吏、监生公罪及军职立功等项，并军民人等徒罪以下，俱准收赎有差”(53)。三十六年，为筹措重建朝门午楼经费，广开事例(54)。万历二十四年，重建两宫，议开事例，进银500两者给与冠带，1000两者遥授七品京衔，并免杂差(55)。四十年，以营造皇贵妃坟园，题准扣事例银15万两(56)。天启三年，准于营缮、水衡二司开纳例银，专管工程，不许别项支用(57)。七年，营建德陵，题准陵工开纳事例二十六款，详细规定了各种捐纳事宜，如规定民间俊秀子弟纳银2600两，准以试中书入试，除中式外，经两试者实授(58)。
    加征赋税，也是当时曾几次使用的筹银办法。如正德时，因建乾清宫，增加天下田赋100万两(59)。嘉靖十三年，为因营建太庙及各宫殿费用匮乏，令天下司、府、州、县，将库贮、羡余及赃罚等银，立限解京，不足则均派于丁粮，共征银80万两(60)。嘉靖后期重修三殿，“吏科给事中刘贽题，各省直丁地内，岁加四，派银一百万两，特差御史林腾蛟、唐自化等官催攒”(61)。天启七年九月，筹措陵工费用，向各州县加派银两，“大者派二百二十两，中者派一百□十两，派(小)者派一百两”(62)。崇祯元年(1628年)十二月，题准“照天启六年殿工例，加各运司盐课银，仍征崇祯元年一年，计银一十四万余两，二年豁免”(63)。二年七月，又题准加征荆关、杭州、清江、中河、芜湖、龙江等6处榷关余银共1.4万两，“以济陵工急需”(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