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营建所需石料，特别是巨型大石，主要取之三山(房山马鞍山、顺义牛栏山、怀柔石径山)和房山大石窝，“白玉石产大石窝，青砂石产马鞍山、牛栏山、石径山，紫石产马鞍山，豆渣石产白虎涧。大石窝至京城一百四十里，马鞍山至京城五十里，牛栏山至京城一百五里，白虎涧至京城一百五里。折方估价，则营缮司主之”(104)。其中大石窝“产白石如玉，专供大内及陵寝阶砌栏楯之用”(105)，“莹彻无瑕，俗谓之白御石”(106)。每逢大规模取石，常遣专官董其事。如嘉靖中重修三殿，钦差工部侍郎黄光升总理，又差主事2人分理，并差1主事理刑；万历中鼎建两宫，差工部主事郭知易督理。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车，非万人不可”，装运极为困难。沿途运输也很艰难，嘉靖时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3丈，阔1丈，厚5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2万，造旱船拽运，派府县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舡、资渴饮，计28天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11万余两。到万历时，督理其事的郭知易发明了较省力的运石办法，即造16轮大车，用骡1800头拽运，计22天到京，费用不足7千两(107)。万历四十三年，著名文人袁中道“见前门以车绁会极门础，高可丈余，用騠駃四千蹄，一础已费十万金矣”(108)，耗费巨大。
    明代北京营建所需石灰，是在马鞍山、瓷家务、周口、怀柔等处设置灰厂，俱由武功三卫军夫采烧搬运赴京。天顺年间，令差指挥、千百户等官分管提督，5年一换。后又罢用军夫，拨用工役囚人采造。营建所需苘麻，则在河南、山东、北直隶各州县、卫所有93处厂地，每年种解苘麻。隆庆元年(1567年)题准，从二年起，一律解银输纳，以备买银支用。万历初额征苘麻2.8179万余斤，每斤折价1分8厘，共折银507两余。营建所需苇席，永乐年间，设置杨村南北口、尹儿湾南北及掘河5厂，选差指挥督率军夫打苇织造。后厂地被军民侵占，差官踏勘，立石为界。天顺二年(1458年)，规定每地1亩，征席3片、苇1束，差武功三卫指挥等官，协同有司催办，5年一替，仍行通州管河郎中管理。嘉靖十年，免征本色，每亩征银2分，十三年又革去武职，由各该州县掌印管粮官督征，仍札委通州管河郎中兼管督催。岁用苇额43万斤，每百斤价银2.5钱，给批铺户纳完领价(109)。营建所需颜料，俱于内府甲字等库关支，不足则各向司府派征。嘉靖三十六年，因大工曾令云南采解买办(110)。
    四 匠役征用
    明代北京营建所需的工匠和夫役，基本上也是无偿征用，只发给一点微薄的工食。到了明代后期，才部分采用雇役之法。
    明代北京规模较大的营建工程，需要大批劳动力同时供役。永乐时期营建北京，役用人夫极多，“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111)。洪熙元年，因营建山陵，先后敕令平江伯陈瑄发运粮军5万人、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等以军士1万人、南京海船厂及附近江北府、卫起旗军、工匠11.8万人赴京，又令河南、山东、山西以及直隶凤阳、大名诸府州起民夫5万助役(112)。宣德三年，据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奏，当时军匠、民匠、人夫在役者凡25.9万余人(113)。七年，筑东安门外黄墙，计用6.5万人，工部以民夫不足，奏请以成国公朱勇所部士卒3.5万人助役，命秋凉后兴工(114)。十年，营建山陵，发军匠人等10万人兴役(115)。正统元年，修京师九门城楼，用军夫数万人(116)。五年，建三殿二宫，发现役工匠、操练官军7万人兴工(117)。正德十年，修理京都城垣，拨三大营、团营官军共2.5万员名(118)。嘉靖初，太监崔文督修九门城濠，日役3万人，经岁不竣(119)。三十六年重建大朝门兴工，拨军夫10万人，四班践更应役，又雇募民夫4.68万余人(120)。
    明代北京营建所需夫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工匠。明代在北京服役的工匠分为轮班匠和住坐匠两种，前者隶属于工部，平时分散居住于原籍，按照编定的次序轮流到北京应役，后者是永乐年间从南京、浙江等处起取到北京的，宣德五年令附籍于大兴、宛平二县，由内府内官监管理(121)。除住坐匠和当值班匠外，凡有重大工程，还常征召轮休班匠到京服役。如永乐四年，因营建北京，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于次年五月赴北京听役，半年更代(122)。由于工期紧迫，工匠到期很难放免，成祖曾命营缮工匠过期未得代者，加赏钞、米、棉布(123)。因工程量极大，匠户之家丁男往往全部被征。宣德元年，命凡工匠户有二、三丁者留一丁，四、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余皆放回，俾后更代；单丁则视年久近，次第放免；残疾老幼及无本等工程者，皆放免(124)。但此规定并未真正实行，宣德五年，阁臣杨士奇曾指出，“工匠之弊尤多，四方远近，每户不问几丁，悉征在京”(125)。按照规定，住坐匠每月支给3斗至1石不等的月粮，上工期间则按日领取直米，一般为每日8合(126)。轮班匠没有月粮，如给予则属特例。如永乐四年，命赴京工匠每人月给米5斗(127)。宣德三年，令在京营造民匠月支粮4斗(128)。正统二年，令民匠月支米5斗，余丁匠3斗(129)。从成化末年开始，轮班匠陆续改为输银代役，由工部根据需要临时雇役，但住坐匠则仍需以身应役(130)。
    二是军士。明代常拨军士从事营建工作。永乐四年，命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于次年五月赴北京应役，半年更代(131)。洪熙元年末，时营建献陵官军达11万余人，因供役已久，宣宗令分为两班，每5个月一更(132)。正统以后，“京师营建，率役京军”(133)，京军成为营建的主要承担者。参加营建的京军，起初主要来自三大营，设立团营后，“简选三大营余者，名曰老家儿，专备营造差用”(134)。但实际上，团营军士也大多被用于营建。成化十九年(1483年)，保国公朱永奏称，团营军现额9.34万余名，各处更番赴工者达5.2万名，“一有警急，率难调集”(135)。弘治十四年，兵科给事中丛兰曾指出，“凡土木之兴，团营军疲于就役，面不习操练”(136)。嘉靖七年，曾规定“团营专备征调”，“不许侵役”(137)，但嘉靖年间营建最繁，此项规定不过具文而已。外卫赴京操练的班军，“在京只供营缮诸役”，万历二年，科臣言“班军非为工作设，下兵部，止议以小工不得概派而已”，“军士苦役甚，多愆其不至”，后更“专以班军为役夫，番上之初意尽失矣”(138)。大量军士参与营建，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武备功能。嘉靖初，兵部指出：“京营军士本为团操振威，武护京师，非以为役也。顷来营造，尽役营军，驱使烦劳，人不堪命。”(139) 参加营建的官军，因为都在原卫支取月粮(一般是每军月支1石)，所以“例支行粮、赏米，而无月粮”(140)。但有时朝廷为表示优恤在工官军，会增加一点粮额。如正统二年，令在京修盖城楼旗军每名月添支米1斗，军匠每名月支米3斗。景泰六年(1455年)，令修理城垣官军，每月添支口粮1斗(141)。天顺八年，增山陵督役指挥米月3斗，指挥以下并军士2斗(142)。
    三是民夫。明代征佥民夫到北京从事营建，主要是在永乐至宣德年间。永乐四年，命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次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率半年更代(143)。洪熙元年，令河南、山东、山西以及直隶凤阳、大名诸府州起民夫5万助修献陵(144)。起取到京的民夫，除给予口粮外，有时还免除一些杂役。如永乐时令赴北京营造民夫，人月给米5斗，凡征发军民之处，一应差役与门办银课等项，悉令停止(145)。洪熙元年，以天寿山营造民夫勤劳，“令原籍有司，免其户丁役，役事毕仍旧”，又令起民夫5万助工，“择丁多之家起取，候秋成毕赴工，满三月即放，仍令有司免其家两丁差役三月”(146)。宣德三年，令在京营造民夫月支粮4斗(147)。正统以后，“国家营建旧规，止派拨官匠、官军就工”(148)，基本上不再起取民夫。天顺七年，重建弘仁桥，命雇工匠民夫为之，内阁首辅李贤等认为“雇民夫莫若用军士，一月人与一两，彼亦乐为之，不惟军士得济，抑且力齐而工易完，上从之”(149)。这次工程虽仍由官军承担，但已带有雇役色彩。到嘉靖年间，因工程繁多，“军数不足”，“权议动支兵部马价银两添雇夫匠”(150)，“岁募民充役，费二百余万”(151)。尽管朝廷强调这种做法“本非令甲”、“原非常例”，但由于军数不足，雇佣民夫在明后期实际上成为通常做法。如嘉靖三十六年，重建大朝门，雇募民夫4.68万余人(152)。万历元年，发太仆寺银9千两为陵工募夫之费(153)。五年，重修乾清宫，因班军不敷，令兵部支募夫银、户部支口粮银，送工部募夫凑用(154)。天启初修建庆陵，官军每人每天需给盐粮银3分，足可雇1民夫，故当时“多从雇觅”，有许多民夫与官军相兼供役(155)。
    除匠、军、民外，还有部分囚犯参与营建。永乐十五年，命除十恶、强盗监候审决，其杂犯死罪及流、徒以下，悉纵还家，营路费赴北京输役赎罪(156)。十七年，令做工罪囚并杂犯死罪囚，准并工运砖。其后还常令囚犯运送灰炭等物。到嘉靖二十二年题准，凡法司送到工部囚犯，如本人不愿做工运灰炭，可以折纳工价。二十七年又议准，凡法司送到囚徒，年力精壮者责令做工，如贫病不堪，照例每月出办工价银1钱，委官雇人上工(157)。
    综上所述，朱明一代，在北京兴建了许多巨大工程，给我们留下一笔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这些建筑，都是耗费巨额财力建成的，而且所需物料和匠役，主要依靠专制统治强制获得，给当时的国计民生造成很大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