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结构的垂直分化－－一个不平等社会
    社会结构的垂直分化表现为明显的社会垂直分层，是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等不平等的结果。垂直分化将社会居民分为不同层次的地位群体。近代早期英国的居民可以分成若干个等级，各等级间贫富悬殊，地位迥异，显示出社会人员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
    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英国的贵族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贵族，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贵族仍享有一些特权，并且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性。正如伦斯基所说：“贵族概念……在不同社会，在不同地区都有十分不同的含义。共同的一个特征是贵族总是和一个法定的特权相联系。”⑨正是有了“法定的特权”，贵族才坐落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最上部，构成社会上最耀眼的一小撮人士。当时人用“大贵族”（noblitas maior）来确指他们，用“小贵族”（noblitas minor）来指骑士和缙绅，以示对贵族的刮目相看。王国中贵族身份的标准是在议会中享有世袭的特权地位，即有权应召而成为上议院议员。贵族只凭出生，凭光秃秃的爵位享有其他“小贵族”所望尘莫及的法律、财政和政治方面一系列的特权。他们在法律上受到保护，除犯下叛国罪、重罪和妨害治安罪以外，贵族不得被捕，不得处于丧失公权法，不能对他们颁发强制性的拘票以送交法庭，也不得强迫他们宣誓作证，他们还被免去对地方政府的义务。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贵族担任高级官员，如在王室任职，出任大使、军事统率和郡督等职。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贵族几乎垄断了郡督这一职位。33位郡督中，有29位是伯爵及其男嗣，其余的为2名子爵、1名男爵和1名主教。⑩贵族在枢密院中还占了一半以上的位置。他们广袤的地产，往往对地方政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贵族还有授权代理人投票的权利，即便是那些年老昏聩不能亲自到伦敦参加议会的贵族，通过授权代理人在议会投票，从而对政局产生影响。此外，贵族有由自己估计家庭收入的权利，以便尽可能少地交纳赋税。不难发现，贵族显赫的地位是法律所规定和许可的。列宁在谈到阶级的定义时曾指出社会集团“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法律的“明文规定”保证了贵族的特权地位，而这种地位又常常牢牢基于地产的基础之上。
    位于贵族之下的乡绅也是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集团，乡绅中的准男爵和骑士两个等级具有法律领有身份。有学者把近代早期的英国粗略地分成二层式结构的社会－－绅士集团和非绅士集团，乡绅和贵族一起构成绅士集团，他们和贵族联袂统治英国。“乡绅显要的地位主要来自对土地的占有，这是财富的主要形式和政治权力的首要泉源。”（11）亨利八世实行宗教改革后，将土地投放市场，以市场价格出售，主要的购买者为乡绅，大量土地流入乡绅之后。如上所述，到17世纪中期为止，乡绅已占有全国一半的土地。基于此点，同时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詹姆士·哈灵顿在其所著的脍炙人口的《大洋国》一书中指出，英国革命的爆发是土地所有权转入“人民”之手的结果，这里的“人民”指的就是乡绅。乡绅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正在兴起。部分乡绅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地产，17世纪初年，约克郡富有的乡绅的地产在5000～20000英亩之间。同时期肯特郡的大乡绅年收入达10000英镑。（12）乡绅强有力的经济实力必然带来相应的政治地位，他们逐渐摆脱原先在政治上依附国王和显贵的地位，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由乡绅把持的下院在政治角逐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乡绅通常担任副郡督、治安法官和其它地方政府的官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贵族比较接近，那就是养尊处优，财力充足，有的还不事稼穑，花钱阔绰，穿着华丽，故作高雅。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与在税收委员会任职的显要人物拉关系，以少交税或干脆不纳税。约克郡的乡绅向议会交纳补助金时常常虚报自己的收入数，通常只申报实际收入的五十分之一。1606年，蒂莫西·胡登爵士的实际收入为1077英镑，1625年的收入为1096英镑，但在填写1605年至1625年间的财富收入表时，他将每年的收入降为20英镑。这一时期，胡登上交的补助金总共才64英镑。（13）贵族和乡绅作为统治集团，拥有社会上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乃至法律特权，他们的高贵和富有令其余人垂青不已，一般人不可能找到进阶这一上层统治集团的敲门砖。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足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可以在教区教堂建立纪念物，以便死后流芳百世，名垂千古。
    一条巨大的鸿沟将高高在上的贵族和乡绅与其他社会成员拉开。诚然，从15世纪末开始，大法官庭率先将公薄持有农与自由持有农一视同仁，受理公薄持有农的上诉。16世纪中叶起其它的普通法法庭也开始接受公薄持有农的请愿。（14）有继承公薄占有权和终身公薄占有权的公薄持有农，根据庄园习惯法法庭公薄证书的记录，往往可以长时期地持有土地，而且只交纳固定的名义地租。这样，近代早期开始的社会经济变动、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不大。这些人与部分契约租地农一起，实际收入增加，生活比较富裕，被同时代人称为约曼农（Yeoman）。他们一般向地主租种50英亩以上的土地，使用家庭劳动力进行耕作。有的约曼还雇佣工资劳动者，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商品化生产。这部分人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契机，是一群富有冒险性、进取性的“小资产者”，“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增加自己的收益”。（15）他们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农场主过渡之中。约曼还送子女上大学和伦敦的法学院，有的甚至与乡绅联姻。肯特郡一位约曼的女儿嫁给当地一位绅士，该绅士说：“她父亲以前确是约曼，但是住房、社交、娱乐消遣和享乐等方面，这样的约曼同绅士是一个样的。”（16）约曼在乡村受到尊重，具有一定的社会威望。严格地讲，约曼持有自由地，受普通法法庭的保护，享有参与议会选举等政治权利。他们有时也参与村事务的管理，在没有绅士居住的村庄，则俨然是村庄的管理人。（17）约曼是农村中的佼佼者，位于他们之下的是数目要大得多的小农和工资劳动者，这部分人的遭遇与约曼似有天壤之别。随着商品经济深入发展，小农愈来愈濒临破产的边缘。一些建立在混合农业基础之上的耕作区，由于受圈地运动的影响，小农的分化尤为明显。据著名农业史专家托尼的估计，1600年，诺森普顿郡2个庄园的256名农户中，有129名所耕作的土地不足10英亩，约占总数的50.4%，其中30名根本无土地，占总数的11.7%强。在萨福克郡和诺福克郡13个庄园上的391名农户中，238名小农户占有的土地不足10英亩，占总数的60.9%，其中52名农户无地。而在同一地区，却有3名占地100英亩以上的大租地户。（18）无情的经济变动，将小农抛入贫困的境地。小农有限的财富不足于抵抗自然灾害、家庭事故等突发事件。按这一时期的消费水准，倘若是耕种30英亩土地的农户方能养家糊口。一组统计资料显示，租种30英亩土地的小农，一旦将其生产的粮食出售之后，可获42.5英镑的收入，扣除种子、地租、肥料和家畜饲料的费用后，剩11.47英镑，从中还必须拿出11.25英镑作为家庭生活所必须的开支，这样，年净收入所剩无几。一旦遇到不测，这小笔余裕就不足于解燃眉之急。（19）小农有限的收入使其无力采用新技术，引种新庄稼。例如，东安格利亚、英格兰西部和米德兰粘土地区的小农无资金投资“水草飘浮”技术等耕作方法。有的小农被迫放弃正在耕种的小块土地，外出做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们排挤到工资劳动者的行列。工资劳动者与所谓的“工薪阶层”概念迥然不同，工资劳动者是指那些为生活所迫而外出做工的人，主要雇佣用于农业生产，依靠工资谋生，生活艰苦，社会地位低下。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农村，工资劳动者逐年增加，从16世纪初年的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17世纪中期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地主、制造业主和商人家中的侍从的话，那么广义的工资劳动者已构成近代早期英国人口的绝大部分。15世纪的英国，人口滞长，物价稳定，堪称工资劳动者的“黄金时节”。16世纪开始后，物价持续升高，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17世纪早期，粮食价格已在原先的基础上增加了6倍。1500年至1640年间，工资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显然无法跟上当时飞快上涨的物价指数，实际工资反而下降44%。（20）因此，他们的生活意味着必须和周围环境展开斗争，为本能地延续生命，他们外出做工，流入城市或牧区。当时，英格兰西北部的牧区尚有未被圈占的土地，那里还有公共的放牧权，推行外作制（Putting-out system）。米都就是这样一个地区，曾吸引了许多流民，成了做工者的“天堂”。据统计，1570年米都的外地人占7%，1600年上升到23.4%，1660年又增至31.2%。（21）有的工资劳动者四处奔波，衣食不稳。多数人的生活朝不保夕，沦为穷人。“城乡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永久的无产者阶层，他们统称为穷人。”（22）最为悲惨的要数被格利高里·金在1695年列为流浪者的30000乞丐，这个数字意味着每182名定居者中就有一位是乞丐。他们颠沛流离于乡间和城镇街头，被传奇文学轻蔑地称为“流浪汉”，用托尼的话来说，他们“生活在流浪的厄运之中”。（23）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非常注重秩序，1662年颁布的定居法规定：穷人由所在教区接受济贫，如果流浪，必须遣送回原来的居住地，以免对富裕地区产生压力。（24）流浪者每到一地，当地警察将他们驱逐掉，甚至还施之于鞭打。1636年，兰开斯特郡的沃灵顿和温威克两个教区惩罚的流浪者不下153名。（25）隆冬的降临，预示着路有冻死骨。无疑，破产的小农、工资劳动者和流浪者是近代早期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受害者，构成了威廉·哈里逊所说的“既无发言权又无地位”和“被人统治而非统治他人”的下层社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