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中，也存在社会不平等现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6世纪20年代征收的一次补助金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由于年收入不足1英镑而被排除在征收的行列之外。近代早期，这一比例不断增多，考文垂城48.5%的居民因为贫穷而免税。加上近代早期农村中大批过剩劳动力涌向城市，穷人的数目迅速增加，他们一般受雇主雇佣，是一些短工、工匠或临时工，收入甚微，生活贫苦，构成城市中的下层集团，约占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的住处极其简陋，一般只能蛰居于市郊拥挤的贫民窟里。与此相反的是，只占城市人口6～7%的城市富商、富有的制造业主和市政官员等控制着三分之二的财富。莱斯特城三分之一的财富为六个家庭所控制，考文垂城三位有钱人拥有该城四分之一的财富。（26）由于近代早期英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部分经营有方的人脱颖而出。一些制造业主如福利兄弟－－保罗和菲利普等等实际上是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福利兄弟是铁器制造商，在西米德兰、迪安林区和南威尔士等地拥有40家炼铁厂，总资本达39000英镑，由五位股东认购。（27）许多富商则直接参与并发动了十七世纪的“商业革命”，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出口羊毛和绒布等货物，在国内市场贩运粮食，成为联结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人，从中聚敛财富而发迹。伦敦是商人发迹的缩影，托马斯·威尔士爵士指出：“显然，在当时伦敦某些商人的资产达10万英镑， 而不足5万英镑则不算有钱。”约翰·斯宾塞爵士有30万英镑的财产。（28）其他较大的地方城市诸如诺维奇、布里斯托尔等也不乏大腹便便的富商巨贾。制造业主和富商等城市上层集团被同时代人用“金钱利益”（moneyed interest）来称呼，表明其收入主要来自非土地收入，以区别于乡间地主的“土地利益”（landed interest）。他们在市中心建起高楼大厦，或干脆在发财后迁至乡间，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随着这些人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不断要求政治权利，有的还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是一位富商，还承租王室的特许状和放债，1621年，他爬上了财政大臣这一宝座。（29）新兴制造业主和富商基本上垄断了市政官员这一职务，他们把持市政府，管理城市事务。特别是在17世纪后期，“金钱利益”集团大量购买政府发行的公债，致使可以通过议会和王室对国家政策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一位代表这一利益集团的议员大胆反对1711年下院通过的议会财产资格法案，指出“公司和自治城市应向议会派出代表，以关心商业和制造业。这些行业虽然尚较为幼稚，但用很高的土地资格加以限制，将他们排斥在议会之外。”他认为宪法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30）他们要求政府为自己选派更多的议会代表，以便在国家事务中有发言权，取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是这些人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先声。
    四、不平等的社会后果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近代早期的英国是一个不平等社会。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制高点来俯瞰整个社会的话，那么画面上展示的是密密麻麻的简陋的石屋和茅草屋，零星地点缀于其间的是按当时标准的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从社会居民的活动看，一边是贵族骑着肥壮的大马，在自己莫大的庄园林地中追逐猎物；另一边是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流离失所的流浪者。如此的不平等给英国的社会安定和社会进程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尽管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非常强调秩序，强调社会等级制度是由上帝在宇宙间神圣安排的结果，以求得统治的稳固。然而，因垂直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必然给社会协调和整合造成障碍，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城市中新兴制造业主和商人等“金钱利益”集团的兴起，他们越来越要求取得政治上的地位，势必触动土地集团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结构。18世纪初年，萨谢弗雷尔惊呼传统社会和教会正受到“金钱利益”的挑战。1709年，亨利·圣·约翰在给奥雷里勋爵的信中说：“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因其拥有财富而铿然来到世上，这些财富在二十年前无人知晓，而现在却足可以与我们岛屿的大地相媲美。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地主变得贫穷和灰心丧气……同时，这些人现在倒成了地主的主人，而以前他们只是心甘情愿作奴仆。”（31）当时的政治宣传将英格兰描绘成一个“分裂的社会”－－“金钱利益”与“土地利益”集团相对抗。有一段时间，两个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紧张，新兴集团很难被传统社会同化，这表明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传统社会所不容的异质成份，官方宣传的社会等级秩序受到打击。
    再者，伴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和圈地运动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社会上的失业大军越来越庞大，许多人背井离乡，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近代早期，德文郡、萨默塞特郡、赫德福特郡诺福克郡、汉普郡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有起义发生。政府对起义的镇压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刚刚过去，以温斯坦莱为首的掘地派揭竿而起。掘地派在活动期间，提出了非常激进的土地思想。温斯坦莱借助“自然法”，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没有私有制，私有制是人为的产物，是人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他还通过“诺曼奴虐”理论，阐明消灭大地主制度，彻底废除农民的封建议务的必要性，以便使人民享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实现土地公有。掘地派在最后虽遭镇压，但其主张动摇了当权者的统治。可见，由社会不平等而导致的下层群众的社会运动严重地威胁着现有的社会秩序，迫使统治者在一定范围内作出让步。
    事实上，早在都铎王朝时，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贫困问题，统治者就意识到了不平等对自己统治的威胁。起初的时候，他们制定一系列“血腥法令”来迫害流浪者，但结果证明该措施收效甚微。于是，1572年都铎王朝被迫另辟蹊径，规定了一个强制征收济贫税的条例，每一教区须对其贫民负责，任何须由济贫税负担的人可以被遣送回原籍。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把已有的惯例用济贫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由官方划出一条贫困救济线，同时努力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对贫穷人家的小孩进行就业训练，对老人、患病者和孤儿则进行收容。至于对一些被认为能自食其力的懒汉，是仍用严酷的手段加以惩罚。1723年通过的立法，正式批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区联合起来建立济贫院，以便使穷人“懂得”劳动。此后，济贫院一直为历届政府承袭下来。英国政府针对社会不平等这一现象而采取的济贫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社会政策，也可以说是现代福利制度的发端，它旨在缓解国内矛盾，以减轻对统治者自身利益的威胁。从另一方面说，统治者已经充分意识到政府有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社会的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