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郑板桥的江南和苏州意识
    （一）郑板桥到过江南，有着江南和苏州的感受
    从现存的文字来看，板桥似乎没有直接游过苏州。因为按照他的性格，到了苏州，板桥一定会写下文字，留下书画的。除去板桥几次到过南京、两次读书交往镇江，板桥还游历过江南核心之地的太湖地区。他至少曾经三次游杭州，一次游湖州，顺便游绍兴。
    雍正十年（1732）秋天，40岁的板桥在南京参加乡试后，顺带游览南京名胜，并且南行，游杭州西湖，观潮于钱塘江上，在韬光庵为松岳上人作画，写了《韬光》《观潮行》《弄潮曲》诗，气势磅礴，雄姿英发。他作词《沁园春·西湖夜月有怀扬州旧游》，则是游览吴越山水，苦读汉子，一片情系。有家书《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更一吐世道沧桑、人事纷更的感受，初露他的社会平等观和豁达观。
    在板桥43岁考中进士之前的八、九月，他应聘杭州，任浙江乡试外帘官，结束后，在十月游览杭州。
    乾隆十九年（1754），板桥62岁，即他山东罢归后的次年，从春天到五月，他重游杭州，是直接访问前范县杨典史去的，其中不排斥故地重游，陶醉江南山水美景，忘却在山东的不快，具有排遣之意。板桥“一到杭州即访杨四衙”(43)。杨是他的至交下属，板桥曾经“画盆兰送范县杨典史谢病归杭州。题曰：兰花不合到山东，谁识幽芳动远空？画个盆儿载回去，栽他南北两高峰”(44)。诗中早就比较了江南与山东的差异，表明板桥向往江南风情的心迹。到杭州后，板桥又为杨典史的子孙补画盆兰一幅。还寻访苏小小墓，提出独到的看法(45)。可见板桥对江南的人事风物一直怀着浓烈的兴味。
    当板桥顺道谒见杭州知府吴作则之后，他却以书画文名受到隆遇，随即结识湖州知府李堂，又应乌程知县孙扩图盛情邀请，花近一月，畅游了湖州这块毗邻苏州地区。以后又过钱塘，游绍兴。
    在致郑墨家书中，板桥欣喜地露出在江南的满足之情：
    “初到杭州，吴太守甚喜，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郑分司与认族谊，因令兄八哥十哥在扬州原有一拜，甚亲厚，请七八次，游湖两次，送银十六两。但盘费不少，故无多带回也。掖县教谕孙，升任乌程知县，与我旧不相合。杭州太守为之和解，前憾尽释。而湖州太守李公讳堂者，壬戌进士，久知我名，硬夺杭守字画。孙乌程是其下属，欲逢迎之，强拉入湖州作一月游。其供给甚盛，姑且游诸名山以自适。第一是过钱塘江，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是平生快举。而吼山尤妙，待归来一一言之。华灿且留住数日，我于端午后必回。”(46)
    在杭州、湖州、绍兴一路的旅途上，板桥难抑诗情，妙笔留下不少诗章。
    板桥这前后三次的太湖地区江南游，一路上肯定是要路过苏州的。他对苏州印象深厚，大约与此间行旅不会没有些关系。特别是前两次，发生于板桥出仕山东之前，对于他在山东行政，树立江南苏州的榜样，影响巨大。在范县、潍县任内，郑知县板桥没有列举他到过的天堂杭州情况如何，却老是拿出苏州的情况，或者是拿苏州作为江南的典范，来比较山东地方的情况。这只能说明板桥的心中总是烙着苏州的影子。
    不过，板桥一生到过杭州、湖州、绍兴，路经苏州，可能有某些原因，总没有合适的机会访问苏州，实地感受苏州，不免是个遗憾。所以，板桥笔下的苏州印象，应该多少来源于他的苏州家世里延续下来的说法，以及与江南人的交往，阅读文献，公文报道，甚至道听途说，加上丰富的想像认知。
    领受了济宁人、乌程知县孙扩图的盛情款待，消释了政务上的误会，板桥理当题诗感谢。他不仅沉醉于青山绿水，风景清佳，而且为太湖的瑰丽浩渺所慑服。
    “吴兴山水几家诗，最好官闲弄笔时。寄取东坡与耘老，吾曹宾主略如斯。”“六千三万太湖波，七十二峰高峨峨。”(47)
    板桥从吴兴（即湖州）看到了苏州，苏州濒临太湖，太湖与杭州西湖比来，气势雄伟，深深打动了板桥！
    “撇杭越，入姑苏。吞震泽，藐西湖。钱塘之潮十里阔，荡以太湖波浪浑如无。”
    对于友人的壮游，苏州成为板桥难以忘怀的一程，希望来日能补上：“君之小游略如此，壮游他日吾从尔。”(48)
    在板桥的《题程羽宸黄山诗卷》长诗中，他以比较手法，提到江浙苏杭的陆水交通工具、苏州的特殊之物：“陆骑姑熟驴，波泛浙江浆”(49)，显示板桥熟谙苏州景观。
    板桥的老友、山东胶州人高凤翰不愧与他心心相连。乾隆五年（1740），高凤翰在苏州，春日同卢见曾同到邓尉探梅，秋日为苏州万年桥书写940字，行将北还时，特赋《三君咏》，三君指金农、郑燮、马曰璐(50)。他毕竟是在苏州生情，和板桥等三人在精神上共享吴中美景的。高凤翰真是板桥的知音。
    板桥，一个迁居扬州兴化的江南苏州人，自然有着江南苏州的天然意识，而且渗透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苏州是郑板桥眼中的江南龙头，衡量区域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总体看，板桥对苏州的认知形象是良好的：苏州成为清代国家社会文化繁华的地区。他用对苏州零碎的印象、感念，编织起一幅人间“天堂”的图景。
    富裕的苏州是板桥在治理行政过程中的样板。乾隆十一年（1746），板桥从鲁西黄河北岸的穷小范县知县调任渤海之滨的潍县。这是全然不同的地区：潍县拥有鱼盐之利，商业发达，经济富庶。板桥毫不含糊，称它为“小苏州”。他把苏州作为富裕的江南的模式，用这种尺寸往上衡量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从潍县身上看到了苏州的繁华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