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迈出了东亚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并且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使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出现了东亚色彩。这个事实是这样明显而无法否定，迫使魏特夫只能采取“肢解”法。他原以为日本无非是一个不大的岛国，割去之后便可自圆其说。但是，客观历史进程是这样的无情和有力，为时不过二三十年，继“亚洲四小龙”兴起，东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又在崛起。现在，被魏特夫定为“治水社会”的“核心地区”，也就是据说靠“内部力量”绝对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在实现独立之后，虽然经历了坎坷不平、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过程。当然，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更有别于日本之与欧美。
    三
    下面我想谈自己读后的几点主要启迪：
    魏特夫的广博知识本来可以使他在东方学上取得更大得多的成果。《东方专制主义》表明其所以没有做到本来可能做成的事情，从理论上说，是由于他抛弃了曾信仰过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样说并不含有马克思已经穷尽知识、掌握了一切真理的意思。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它诞生迄今只有一百多年，还很年轻；在当今的世界上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无疑比马克思主义者要多得多，而他们中间所创造的学术成果也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因此，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需善于吸取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果，切切不可关起大门，用种种藉口搞自我封闭。然而，当人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又切切不可抛弃自己理论上的长处，而应该注重于两者的结合，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国古训每以“天夺之魄”为戒，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关键就在于发展它。否则，只能是教条主义--祸国殃民的反马克思主义。即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而言，他所作的最明确的一次表述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仅此而已。但自《联共（布）党史》开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被扩大到几乎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大体说来”的“几个时代”被升格为“客观规律”，简言之，由此而弄得妇孺皆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比前述马克思痛斥过的“万能钥匙”还教条化，然而却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谁若对此稍有异议，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其实世界上从来也没有一个国家曾经依次经历过五种社会形态；现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恰恰都发生在非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很不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毋庸讳言，从《联共（布）党史》以来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教条化的普遍而恶劣影响，已使理论和事实严重脱节。许多很有水平的西方和中国学者都拒绝它，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魏特夫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攻击之所以还有一定的市场，与这种学说长期被严重歪曲是有关的。当前，为恢复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本来面貌，就必需清理这种严重的歪曲。
    魏特夫重复讲了许多上一世纪西方非常流行的昏话，这种充满殖民主义的论调很伤害东方人的感情。但是，我们反省自问，过去曾经充斥一时的“世界革命”云云恐怕也称不得理智。更重要的是，他博学多识，我们决不可因人废言，也不能用片面来解释和对待魏特夫的片面。该书批判专制主义，指出东方的私有制发展不充分等等，尽管缺乏历史态度，却仍值得特别重视，需要我们在实践中逐步迈出符合国情的转型步骤。世界极其复杂，客观事物并不以人们的好恶而改变其存在和性质。简单地按别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的逻辑办事，其实是不成的。千万别忘记，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很艰难，已取得的进展还只是开始，而历史造成的差距仍然很大。
    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始终向前发展着。但作为它的一个部分，无论是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还是某种文明，都是有限的，都既有上升也有下降的兴衰存亡过程。世上从来没有长盛的民族和文明。落后变先进，先进转落后，概莫例外。我们决不可把兴和衰凝固起来，变成骄傲的资本或悲观的根据。读了《东方专制主义》，应使我们更聪明和更开放一点。伟大的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曾周游中国，据亲身经历写出的著名游记盛赞了中华文明。当时西欧还处在由落后变先进的前夕。马可波罗看不到中国和西欧即将更换落后和先进的位置，这可以用历史条件来解释。六七百年的进步应该允许今人能更方便更多地了解和利用现代文明，并看得更深远一些。问题全在于必须善于学习，敢于创新，不懈地为中国和东亚的复兴作出应该作的贡献。
    注释：
    ①《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