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9月24日，以色列北部军区司令霍菲曾提交了一份《戈兰战线形势危机》的报告，透露叙军展开了3个师的兵力、670辆坦克和100个炮兵连。10月1日和3日，南部军区的希曼·托夫中尉两次呈送报告，指出埃及的演习是为了掩饰进攻，但均被其上司盖达利阿中校扣下来而未向总参谋部报告。他认为：埃军沿运河一线展开兵力确实表明埃军进攻企图的迹象，但力量对比和埃及空军的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埃军不可能主动进攻。尽管在此期间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视察了戈兰前线，并采取了应急措施，南部军区也下达命令，第一线部队加强戒备，但统帅部并没有从全局性防务战略的高度，对已经掌握的各方面情报作出不带任何偏见的分析和判断。10月3日，以色列总理梅厄，召集副总理阿隆，国防部长达扬、不管部长加利利、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情报部主任沙莱夫召开内阁会议，集中讨论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企图问题。梅厄总理询问情报部主任：“在目前的态势下，阿拉伯国家能发动进攻吗？”主任回答：“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战争动员》第113页，解放军出版社）总参谋长也同意情报部的判断。这样，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埃及沿边界集结兵力并不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4日傍晚，情报部长向总参谋长报告苏联人从埃、叙两国撤离家属的情况。随后，其它一些证实战争迹象的情报接踵而至。5日傍晚，以色列再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结合边境附近埃军兵力展开的航空照片进行讨论。在他们看来，埃及因为没有强大的空军力量和可靠的制空权，所以不可能发动战争。总参谋长认为：“阿拉伯国家这样展开兵力，既可以认为是为了进攻，也可以认为是为了防御”。情报部长重复三遍补充道：“但发动进攻的可能很小”。10月6日上午8时，以色列又一次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仍在就是否实施战争动员的问题争论不休。此时，距战争爆发只有6个小时。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以色列在战争初期的失利，是因为他们分析判断情报的基本思路有误。他们首先主观地确立假设条件，然后将获得的情报加以比较，符合假设的作为战略分析的依据，不符合的一律否定。这种分析思路的实质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其结果必然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
    三、多次备而未战的心理压力，造成动员令下达失时。
    以军在战争初期的失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战略决策机构负有沉重的心理压力，这不仅左右着统帅部战略判断的结论，而且导致了战争动员令下达过迟。1973年4月16日，以色列情报部长泽拉向内阁报告：埃及正忙于动员民防人员，召募献血人员，实行灯火管制，采取保护桥梁措施，并沿运河西岸开辟了65条能通过坦克的斜坡道。这些迹象表明，埃及将可能于5月份发动战争。以色列政府遂于5月17日发布了战争动员令。鉴于以色列已有防备，埃及统帅部不得不推迟战争。这样一来，却给以色列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政治上，人民谴责政府下达动员令过于轻率，对政府怨声载道，政局也因此一度动荡；经济上，由于战争动员令的下达，工厂停产，物价暴涨，使以色列蒙受了1100万美元的损失。总计，1973年埃及于1月、5月、7月、9月和10月共五次沿苏伊士运河进行演习，迫使以色列在1月、5月和8月三次下达战争动员令，结果每一次都是以“边境无战争”而解除戒备。多次备而无战的动员犹如“狼来了”的空喊，使很多人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同时，反反复复的动员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很大的混乱，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感和责难，从而给以色列当局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麻痹轻敌的思想与唯恐决策再次失误的心理交织在一起，使以色列政府对已迫在眉睫的战争没能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对策。当战争爆发时，战前准备的宝贵时间，已经在举棋不定和犹豫迟疑之中延误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以军战争初期失利的又一重要原因。
    研究以军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国防战略应该是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动态系统，如果不注重调整以适应外部与内部发展变化的形势，必然出现失误。特别是当发现主要威胁与防务战略目标相悖，出现隐患的时候，必须及时调整那些事实上已经失效的防务措施。以色列的“遏制战略”，因国际政治上的外部因素和国内防务力量严重衰减而变得失灵，再加之在动员令下达后有48-72小时的时间间隙，又被阿拉伯人找到了可资利用的“死角”。当阿拉伯人要利用这些“死角”准备发动战争的征侯十分明显的时候。以色列并没有从防务战略的高度作出相应的对策，因此导致初期失利。
    当今，世界战略格局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超级大国影响和控制世界事务能力的相对下降，给一些地区性强国的竞争、发展带来机会。由此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异常激烈。这就要求各国的防务战略必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具有针对斗争格局新变化适时作出调整的能力，具有对任何规模的军事行动作出快速决策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动荡不安的复杂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在和平环境中增强国防观念，保持对战争的警惕非常重要，也极为不易，但如果失之于此，就会在思想上出现误区，无异于授柄于敌。国防观念，是指一个民族关心和重视国防建设的意识，对国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国家安全尽义务的自觉性，以及爱军习武的尚武精神。目前，各国都十分重视对本民族的国防教育，甚至作为“最基本的品质”来要求国民。但是，长期的和平环境使人们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不可能直接看到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也难以认识到进行国防教育的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们时刻关注国防，甚至要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这的确不易被人们所接受。可见，国防教育，在和平时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其实，以色列本来十分重视对国民的国防教育，可以说近40年间，“以色列的国防观念是随着民族的凝聚力的提高而不断加强的”。然而，进入70代以后，以色列在军事上的胜利使他们实现了“克服地理条件造成的国防一直存在的弱点”的军事目标，同时也感到阿拉伯人对他们的威胁在逐步减少，由此渐渐松懈了国防教育，以致国民因几次“备而未战”的战争动员就产生了埋怨情绪，而这种情绪，恰恰成了后来下达战争动员令的心理障碍。这从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意义上看，不能不说是国防观念淡化的反映。事实证明，以色列先前具有的那种民族危机感已被和平生活冲淡了，那种强固国防的紧迫感已被“厌战情绪”取代了，为此他们交付了巨额学费。这个教训是应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