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战略情报既要及时掌握，更要认真客观地加以分析，这样才能为果断决策提供依据。以色列注意及时掌握情报，却没能把握情报的实质。正如以色列陆军少将恰伊姆·赫佐格在他所著的《赎罪日战争》一书中总结的：“这次战争初期的失利原因主要是在情报的估计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在战争迹象大量涌现时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色列的教训告诉人们，在情报分析上要力求系统、全面、客观，反对主观、片面和一厢情愿的臆断。这样才能随时把握主要矛盾的发展走向，为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第四，建立多层次的快速动员体制，是应付当今各种规模的局部战争，突发事件的需要，倘若做不到这一点，将难以适应战争初期的复杂局面。现代战争的规模、样式变得十分灵活，尤其在先进的技术装备为达成战争目的可以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的情况下，这种灵活性更大。许多国家具备了依据不同目的，动用不同力量，选择不同战场，采取不同手段的能力。既可以打全面战争、局部战争，也可以搞边境冲突，或者“抓一把就走”。这种不拘常法、规模各异的军事对抗，给战争动员提出了层次性的要求，即：根据对方威胁和军事行动规模的大小，选择不同层次的动员范围，并随着战争局势的演变不断调整动员规模。这样既可以为争取战争初期的主动创造条件，也可以避免因对方的佯动、欺骗而进行全面动员所带来的混乱和损失。这是以色列在战争动员问题上的失误留给人们的又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