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学者笔下的西方航海探险史实
    最早注意15世纪以来的西方航海探险史的中国学者是梁廷楠，他所编的美国通志《合省国说》详细地叙述道：“……有意大利国民哥伦布者亟欲亲往验之，乞船主不得，则转诣葡萄呀国，见王请之，亦勿许也。最后积八年之久，辗转费尽心力，乃得请于西班雅王。王既深然其说，遽给大舶一、小舶三，皆百有余人，咸载与俱，于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初三日望西发，九十日绝无畔岸，同舟人惧水食不继，咸怨之弗恤同舟，相与密约，将缚沉于海，转舵而回。哥伦布知之，曲为解喻，疑信半焉。又前，忽见空际鸟飞，远岸渐滋青草，喜极，遂泊舟有人烟处，即今米利坚所居亚墨格洲地。居五阅月，次年正月乃返。”书中还述及亚美利哥再次航行美洲、证实哥伦布所到之地为一新大陆，以及新大陆命名美洲的缘由：1497年，西班牙国“亚墨理哥者，再督舶循故道往，留居最久，地荒陋，乏土名，无以举述，因即以‘亚墨理哥’名其地。谓从西方新觅而得也，别名之曰‘新地’。”书中对麦哲伦发现新航路的史实也有陈述。[5](卷1,P3-5) 熊月之认为“这是中国人最早较为详细地介绍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历史”。[6](P228)
    中国学者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宣扬西方航海家的进取和冒险的精神，以及通过航海探险史揭示强国智民的重要性。如《大陆报》1902年第2期刊有《哥伦布传》；1903年3月18日《浙江潮》第2期“小说栏”刊有“海上逸史”一篇，详述“葛玛（今译达·伽马）航行印度事”：“……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七月，葛玛奉王命使行，予以船三艘，水夫六十人。葛玛遂起行，向印度进发，行至数旬，过亚非利加之抱脱岬岛，自此后洋面漭瀁遗篇毫无涯际，终日接于眼帘者，惟水天一色而已。经三月，船益南进，至十一月初四日，船上水夫，远远了望忽见有岛若隐若现，船上人久不见陆地，至是皆大喜握手道贺，换着新装，待上岸，然是时计达岛岸须数日。是岛即数百年后为欧洲最有名之法帝拿破仑被流放之处，所谓洒脱黑而纳岛Saint kelena是也。抵岛后，船暂停数日，复南进，时暴风骤至，船几覆，船上皆扰乱惊骇卒庆无恙。十一月二十日，始绕过喜望峰之南角（今译好望角），二十五日，波尔脱瓦尔之航海家鞠池，以过亚非利加最南之海，遂与相遇，同驰行，进向北方。”在详细的描述之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史论：“外史氏曰：印度之亡也五百年，前已烛照而数计矣，宁俟十九世纪哉！同一国也分崩离析，弗统辖之，其极至如恳纳陆尔之自相离贰；若加利加尔者，初欲拒之，继欲媚之，至求媚之而不得，抑亦愚矣！君子曰：覆祚之券固如是夫。然膏盲毒螫，弥漫充塞于五百年前而已。然异矣！悠悠黄种，于葛玛夫何言。”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2月18日、3月6日第63、64期上发表了《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在附言中解说了西方航海探险的兴起原因：“当中古时代，欧人往来于印度之孔道有三：（甲）由叙利亚上陆，出幼发拉底河畔，下入波斯湾；（乙）入黑海，由亚尔米尼亚（今译亚美尼亚）上陆，下泰格里士河（今译底格里斯河），入波斯湾；（丙）由亚历山德里亚，溯尼罗河，横绝沙漠，入红海。自土耳其人起西亚，（甲）、（乙）两路皆梗绝，所余者惟（丙）路，而沙漠之阻滋弗便，此欧人所以欲觅新航路之理由也。时葡王约翰第一，大奖励航海，自一三九四年以来，屡派遣探险队，沿亚非利加海岸而南，一四八六年，达其极南端，遇暴飓不得渡，废然失望而返，归乃讳之，易其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七年，有维哥达·嘉马（Vasco da Gama）者，复往航焉，卒以翌一四九八年五月而是日，达印度麻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之加拉吉大（Calicut，今译加尔各答），此所谓印度新航路者也。盖距哥仑布之发见美洲，仅六年后云。此实欧亚两洲交涉史一大事也。”[7](第3集，P1704)
    三、梁启超等人解说的郑和航海
    远在地理大发现前半个世纪，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领导了庞大的中国船队七下西洋，经由南海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部赤道以南的海岸，前后经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较之哥伦布更早的航海探险的历史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如外国学者W.F.Mayers 1875年3月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3、4期上的《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E.Bretshneider在1875至1876年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4卷上刊出了长文《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和西亚诸国的交往》（China's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XV Century）；G.Phillips的《印度和锡兰的海港，由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并附有中国航海记录》（The Seaports of the India and Ceylon,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Navigation）刊载于《皇家亚洲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85年第20期、1886年第21期；W.P.Groenveldt《谈谈马来群岛和马六甲》（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lacca）一文，刊载于《有关印度支那的各类文章》（In Miscellaneous Papers relation to Indo-China,2[nd] series）第1卷，1887年；这些论文讨论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理和名物等内容。② 光绪二年（1876年）当时澳洲学者在北部达尔文港郊外，一棵很古老的榕树下四尺深的土里曾经发掘出一个高约四寸的中国寿星石像，英国学者费吉罗认为是郑和自爪哇、缔汶岛南下在澳洲修船时遗留下来的。[8](P589) 也许这些信息影响太小，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似乎始终没有译介过西方学者介绍郑和航海探险的类似研究。最早从世界航海探险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郑和事迹的是清末游学日本的中国学者。
    为了唤起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热情，清末留学生和游学日本的学者纷纷介绍世界英雄人物的传记和史实，1904年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中指出：“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这不但是“历史家之责任”，而且也是“国民之分应”。他在介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英雄人物时特别提到了郑和：“我中国有开通西域，寻觅新地，陆地旅行之大冒险家（张骞、班超），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巡历西洋，驶入红海，威服诸岛之大航海家（郑和），世界莫能及”。[9]
    以往郑和研究史的学者认为，在历史上，对于郑和的研究可以以清初张廷玉的《明史》“郑和传”为代表，但记述过于简略，且有错误。其他文人学士的笔记、资料，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虽有涉及，但一鳞半爪，较为零星。 故真正称得上对郑和及其史迹做出较完整研究之开其端者是梁启超。[10](P1-4) 其实，首先揭开中国近世郑和研究序幕的可能是发表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1903年9月30日）出版的《大陆报》第11期“传记”栏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一文，该文分六节，一、支那民族十五世纪之航海家；二、略传；三、当时之航海术；四、当时各国之形势；五、郑和所至各地；六、结论。该文认为，世界各国中，对文明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善航海辟新地之祖国”。而古今豪杰中“最有功于今世之文明者”也是“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险家”。文章讲述到，“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明永乐帝既即位。疑建文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乃命和通使西洋。……先后七奉使，所历者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实物，不可胜计。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15世纪出现了伟大的航海家，如葡萄牙有大航海家二，“一曰大亚士（Bortholomew Diaz），即由下几内亚以达于好望角者也；一曰伐司哥达羯磨（Vasco do Gama），即出好望角，向印度以达于坎尔加搭者也。”但他们与郑和相比，伐司要晚73年，而大亚士要晚61年。郑和是作为“支那民族之代表以达于亚非利加之南岸者也。惜乎！郑和不能于穆山辟克峡再折而南而卒，让大亚士、伐司哥达羯磨之成功也。”自意大利航海家大亚士、伐司“发见新航海也，而天下之大势为之一变；自哥伦布发见新世界，而天下之大势又为之一变。”后来葡萄牙航海家马盖兰（今译麦哲伦）“发见太平洋”，英国航海家汲顿曲（今译詹姆斯·库克）“发见澳大利亚”，“浸假而澳门，而香港，而割其缅甸、越南之属国，而踞其广胶旅大之良港，于是欧人之海权，愈扩而愈大。”而中国之海权则“愈割而愈微”。作者期望通过对郑和航海探险世界航海探险史的比较来唤起中国民众的海权意识与爱国热情。
    在游学日本的学者中，梁启超是比较系统地最早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郑和的学者，他很早就注意研究和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但是他认为在世界航海探险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首先还是中国的郑和。（1904年第3期第21号）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的附言中，梁启超解说了西方航海探险的兴起原因的同时特别指出了郑和航海的世界意义：“我永乐间，郑和七次航海，由满刺加（Malacca）海峡经滨角湾（Bay of Bengal）至锡兰；沿印度半岛之西岸，入波斯湾；更道阿刺伯海至阿丹湾（Aden）；（今通译亚丁或雅典，此从郑所译名）溯红抵昃达（Jiddah，今译吉达），复从非洲东岸，即今亚比西尼亚（Abyssinia）之沿海，航摩森比克（Mozambique）海峡，以至马达加斯加岛边（Madagascar），此其距好望角咫尺耳。郑君航海，在维哥达·嘉马发见新航路前七十余年，乃亏此一篑，致成维氏之名，惜哉！”[7](P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