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5月18日，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署名，在《新民丛报》第69号发表了郑和的传记《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的一生放在世界航海探险史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西纪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欧沿岸诸民族，各以航海业相竞。时则有葡之王子亨利Don Henry献身海事，既发大西洋附近钵仙图群岛Port Santo、挨莎士群岛Azores、加拿里群岛Canary。（1394-1463年）未几，哥仑布遂航大西洋，发见西印度群岛，前后四度，遂启亚美利加大陆。（1440-1506年）同时，葡人维歌·达·嘉马Vasco Da Gama沿亚非利加南岸，逾好望角，达印度，回航以归欧洲。（1486-1497年）越十余年，而葡人麦折伦Magellan，横渡太平洋，启菲律宾群岛，绕世界一周。（1519-1522年）自是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备哉灿烂，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也。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
    梁启超在这篇《郑和传》中将郑和下西洋的这一伟举放到整个世界航海探险史的背景下去评估的，他写道：“郑和，云南人，世称三宝太监者也。初事明成祖于燕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之在位，当西纪千四百三年至千四百二十四年，正葡萄牙王子亨利奖励航海时代，而字史所称新纪元之过渡也。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相类。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他认为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第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其目的在通欧西也”：“盖自马可·波罗入仕以来，欧人读其书而知中国有文明，始汲汲谋东航，此印度新航路之所由发见也。彼此皆未克达最终之目的地，而今日东西通道之健钥，实胎孕于是。”第二个举世瞩目的成就是“航海利器之发达也”：“造大舶修四十四丈，长十八丈者六十二，容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其时蒸汽机关未经发明，乃能运用如此庞硕之艨艟，凌越万里则驾驶术亦必有过人者。”而且，哥伦布航海前后四次，伋顿廓航海五次，而郑和航海则七次，与这些西洋航海家相比，郑和毫不逊色：七次出洋远航，聘访“凡四十国”。梁启超在传记中评论道“新史氏曰：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还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仑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可以说梁启超是郑和研究史上第一个指出了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地位，郑和航海的次数超过了哥伦布，“为海上生活者三十年”也非世界上其他任何航海家可比拟，而郑和下西洋所经历的空间，也是空前的，“亚细亚之海岸线，和所经行者十而八九矣。嘻，盛哉！”他认为哥伦布等实在是不能与郑和并肩相比的，而能与郑和相比的应该只有司马迁，认为他们两人堪称“国史之光”。
    “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梁启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郑和七下西洋后海上活动日趋式微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尽管郑和的洲际航海几乎与“葡萄牙王子亨利奖励航海时代……西史所称新纪元之过渡”同时，但中西两种价值观则根本不同，西方航海探险史的目的是“欲求新地以自殖”，所以，尽管哥伦布的航海之目的在印度而发现的是美洲，维嘉的航海目的在中国而发现的是印度，但他们都多少达到了母国人的欲望，换言之，只要探索新土地开发新市场的欲望存在，催发西方人航海探险的动力在西方始终存在。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成祖朱棣认为自己“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于是有命和航海之举。”中国“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因此，当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在明成祖看来即已“踌躇满志”了，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无量数郑和的出现了。而西方哥伦布“创探新地，辟阿墨利加大洲，而印度、非洲、南洋、澳岛相继垦殖，徙欧民以实之，莽莽五洲，辙迹殆满，是以白种之权利遍天下。”[7](第1集,P90,《论中国之将强》) 可见西方航海探险带回的东西所体现的价值远远要超过远航所耗去的资金，为欧洲人带来了直接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东方冒险，使地理大发现很快形成热潮。相反，郑和下西洋不仅没有后来西欧探险家远航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反而耗资巨大，使国库空虚，这也是中国航海探险难以为继的原因。
    四、海权认识与冒险精神的提倡
    近代中国最早提倡海权的是魏源，他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与资助华人到南洋去开拓疆土，建立新国，而与西方人对抗。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Mahan,1840-1919年）在其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指出：海权一词与海军力量的意义决不相同，海权所包括的不单是统治海洋的海上武力，或者武装部队中的任何部分，而是同样的“由于承平时代的商业与航运”。又以为生产-航运以及殖民地乃是历史的主要因素。可见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制造商船、发展航运，模仿英国训练海军，扶持南洋华侨，加强海外殖民地等，几乎已经接近马汉的海权观念。在时间上来看，却又较马汉早了半个世纪。[11](P307-317)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民说》，其中有一篇《论进取冒险》，开篇指出：“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人生与忧患俱来，苟畏难斯落险矣。吾见夫今日天系万国中，其退步之速，与险象之剧者，莫吾中国若也。吾为此惧。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今勿征诸远，请言其近者。当罗马解纽以后，欧洲人满为忧，纷竞不可终日。时则有一窭人子，孑身万里，四度航海，舟人失望睊怒之极，欲杀之而饮其血，而顾勇獟不屈，有进无退，卒觅得亚美利加，为生灵开出新世界者，则西班牙之哥仑布士（Cloumbus）其人也。……扁舟绕地球一周，凌重涛、冒万死，三年乃还，卒开通太平洋航路，为两半球凿交通之孔道者，则葡萄牙之麦志伦（Magellan）其人也。只身探险于亚非利加内地，越万里之撒哈拉沙漠，与瘴气战，与土蛮战，与猛兽战，数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开通，为白人殖民地者，则英国之力温斯敦（Livingstone）其人也。”[7](第1集,P562) 在《新民说·论毅力》中他再次提到哥伦布：“昔哥仑布，新世界之开辟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陆，是其识之过人也。然其蚤你，丧其爱妻，丧其爱子，丧其资财，穷饿无聊，行乞于市。既而游说于豪贵，豪贵笑之；建白于葡萄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余日不见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归，从而尼之挠之者不下十数次，乃至共谋杀其饮其血。使哥仑布毅力稍不足，则初焉以穷困而沮，苟有一者，则哥仑布必为夫败之人，无可疑也。”[7](第4集,P609) 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遗余力地译介和研究世界航海史上的人物，特别是表彰郑和的功绩，无非是要唤起中国人的冒险进取意识，增强中国人的海权意识。
    中国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西北而东南，由大陆向海洋推进，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移动的速度，在南宋时开始加快，近代西方全球性的扩张，经海上入侵中国，使中国不得不面对海洋，沿海的通商和国际贸易，构成了晚清商业变革的重心。早在晚清时戴季陶就说过：“航业者，灌输文明之媒介，而发展工商业之起点也。故航权之所在，即工商业势力之所在。泱泱神州，莽莽大陆，江汉之间，湖海之际，汽笛鸣鸣，煤烟暗暗者，皆为外人之所有。嗟乎，交通之权既失，而国家之势力，人民之生命，随之去矣。”[12] 海洋占地球面积的2／3， 是经济全球化的动脉和纽带，国际贸易量的95％是由海上运输来承担的。海洋本身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以资源为例，海洋里的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是陆地的1000倍左右。因此，海洋不仅关系于一国的国防，也关系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同时，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从一个“大陆性格”向“海洋性格”逐渐转变的过程，海洋对中国当代的商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尽管已经进入太空时代，但为了扩大人民生存的空间，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资源，向海洋发展仍是中国一项重要的国策，它不仅有关目前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关系到未来民族的前途。因此，晚清提倡的航海冒险进取的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