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以前，人类文明象星星渔火散布在地球上，彼此隔绝，大多数文明自生自灭。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早在新旧大陆汇合之前的漫长的数千年中，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微不足道的，但各种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确实已经存在，只不过其程度随着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1500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接踵而来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人类通迅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改进，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活动方式日益增多，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民族之间的距离缩小，人类的“地球村”依稀可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未来世界历史的进程愈将取决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逐渐缩小。”⑤人类的未来不再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然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发展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⑥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互相作用的方面：纵向发展指由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形态依次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横向发展指与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相适应的各民族、各地区交换、交往的增加，闭塞和隔绝状态的突破、文化的扩散和汇合，由此导致整个世界的形成。总之，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阿克顿勋爵曾说：“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体；它不会成为记忆的负担，相反它将照亮人们的灵魂：世界历史朝着诸民族均附属于它的方向发展”。⑦世界历史最终将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历史研究就得探究其形成的过程、发展趋势以及形成动因。“易接近性”原则的理论意义就在于此。世界史的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过程，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只有从全球而不是地区或民族的角度研究历史才能揭示世界史的真谛。
    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对斯氏的治史方法给予高度评价：“近年来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⑧
    此外，在写作方法上，斯氏继承了西方世界史著作中大量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优良传统，通过多层次，多因素的纵横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前存在的各种偏见，较客观地论述了各民族对世界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全球通史”大量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与作者从全球文明的客观历史角度研究世界史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中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在比较的基础上，“全球通史”融合了传统世界史编纂模式，探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各种有影响力量的冲突和交汇。
    “全球通史”中也有粗糙之笔。就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旧框架而言，斯氏作出了努力，但仍然带着“欧洲中心论”的烙印：他提出人类的历史“几乎等于”“欧亚文明史”，1500年以后“欧洲的进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欧洲是变化之源”。事实上，各种文明以不同的方式为建构世界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责任不应该全部由作者一人承担，当今的史学家们在确立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哪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一基本问题上仍是人各异词。我们缺少一个恰当而又得到一致承认的体系以便把世界文明表达为一个完整的整体。⑨尽管如此，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所代表的研究方法--用全球的观点囊括全球文明，将对世界史理论的建设和世界通史的编纂产生有益的影响。
    除了从全球的角度研究世界历史，还可以从吸收、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构筑世界史体系。这种新近出现的跨学科研究造就了一批史坛新人，麦克尼尔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二、麦克尼尔的“寄生物理论”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是继汤因比之后享有盛名的世界史家，1971年后担任《现代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主编至今。他勤奋治学，著述甚丰，至1980年已出书19种。重要者：《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1963）、《世界史》（A World History，1971）、《疾病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1976）、《追求实力》（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hy，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1980）、《用生态与历史观看人类的生存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View，1980，讲演集）。
    麦克尼尔“以新的角度回顾过去，以新的答案展望未来”，是一位颇具智慧与创造力的学者，通过《疾病与人类》一书研究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将生态平衡概念引入史学。麦氏研究历史上的疾病，是为了探求西班牙人所以能够击败阿兹忒克人并征服墨西哥和印加帝国的原因。他发现，当时爆发的天花使阿兹忒克人大量死亡，西班牙人却安然无恙，致使迷信的土著把他们奉若天神。然而西班牙人为何不受天花之害？新的问题将他的研究引向深入，终于提出一套有传染病学根据的假说，即“微寄生物”和“巨型寄生物“理论。
    所谓“微寄生物”理论旨在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和寄生虫、细菌等微生物一样也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例如，当人类从狩猎、采集食物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后，许多寄生虫以及鼠、蚤之类也会随粮食和人口的增加而大量繁殖。它们传播疾病，抑制人口增长。瘟疫和疾病有地区性。某些疫疾流行于某个地区，久而久之，当地居民有了免疫力。一旦病原被带入陌生地区，当地居民因缺少抵抗力而容易感染甚至死亡。毁灭阿兹忒克人的天花，就是西班牙人带去的。因此，各地区的相互接触，一方面促成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使疾病有了传播的机会。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与东方接触，麻疹、天花便渐渐的流行于地中海世界。十三世纪，蒙古征服欧亚两洲，建立起欧亚接触的通道，欧洲却在十四世纪爆发了一场黑死病。
    所谓“巨型寄生物”理论旨在说明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二者类似寄生虫和寄主，保持着微妙的、相生相克的平衡关系。大致说来，二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1000年以前）以“命令强制结构”为特色。各主要文明社会依据“权威原则”动员其经济与非经济资源。公前4000年，两河流域有了灌溉犁耕农业，进入定居生活。农产品的剩余，足以维持一个以祭司、战士为主的不事生产的寄生统治阶级。这是城市国家的初起。寄生的统治阶级以缓和的租税取代暴虐的掠夺，以稳定和寄主（广大农业人口）的关系。但基本上是以命令强制方式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这种动员是通过日益庞大的官僚组织进行的，两河流域的阿卡德王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秦、汉以及罗马帝国均为显例。大约在公元前后，各文明之间的远距离贸易日渐重要，统治者为了商业利益不得不依照市场价格原则调整强制命令的统治方式，这一原则在六、七世纪的阿拉伯世界表现得最清楚，穆罕默德就是商人出身。命令强制结构与市场结构并非单独存在、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在寻求利益、创造财富上，市场商人远比强制结构下的官僚有效。于是，以“市场的结构”为特色的第二阶段（公元10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可以划分出来。此时，各主要国家依照市场原则行事。原来是世界上最都市化、工商最发达、技术最进步的中国，因官僚命令强制过于强大，市场自主性未能确立，市场结构的发展竟告夭折。西方自中古以来，命令强制结构就一直处于多元状态，城市商人得以在缝隙中不断成长。到1500年前后，统治者甚至要依靠商人和银行家的贷款维持军队和进行战争。市场结构达成自主，继而与强制的官僚结构相结合，使1500年以后的欧洲成为世界霸主，这种结合的典型代表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特点是权威原则再度复活，世界面临“权威服从”和“市场自由”的两难式。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命令强制结构又有凌驾市场结构的趋势。探讨这种原则的转变是《追求实力》的主要内容，此书即在剖析科技之进步以及军火生产的工业化、商业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大致言，十五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凭借船坚炮利主宰世界。十九世纪以后，军火生产走向工业化和商业化，各国在军备竞赛中实行计划经济，以期更能集中人力物力，得以求得生存，这种情形在两次大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至此，一种命令强制结构又逐渐超越市场结构。强有力的政府官僚组织以及庞大的工商组织，在现代化的交通和传播技术协助下，日益依照强制命令原则主宰着世界动向。1945年以后出现了原子武器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将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出路何在？麦克尼尔主张将命令强制结构发展到极限，组织世界政府或世界帝国，借此解散各国武器研究机构，控制核武器，将毁灭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至于人类终将建立世界帝国还是走向毁灭，非个人所能预料。麦氏只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使未来的决策者多少理智一点。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