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启斯人是埃及人。根据之一，他们的皮肤是黑的，毛发是卷曲的。（20）
    亚里士多德说：太黑的人是懦夫，比如说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21）
    3、偷窃说
    埃及人第一次教给人们说，人类灵魂是不朽的。当肉体死去，灵魂就进入正在生下的其他生物里面。希腊人也采用此说，就好象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我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但是不把他们记在这里。（22）
    4、差异说
    不但埃及的气候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而且居民的风俗习惯也和他人相反。妇女去市场做买卖，男人在家里纺织；妇女用肩挑东西，男人用头顶东西；他们用脚和面，用手和泥；他族是人畜分开，埃及人和畜类住在一起；别国祭司留长发，埃及祭司要剃发。他们只吃牛肉、鹅肉，饮葡萄酒，不能吃鱼和蚕豆（因为不洁），埃及人绝不吃动物的头；写算时，希腊人从左到右运笔，埃及人从右到左。他们使用两种不同的文字，一种是圣体文，一种是俗体文。（23）
    可见，希罗多德是一位朴素的文化传播论者：只要希腊与埃及存在相似之处，那就是来自埃及，因为后者比希腊古老得多，这个文化游动公式显示，原来他是当代“非洲中心论”的原祖。不过有一点对伯纳尔先生十分不利，这就是“差异说”。埃及人是黑人，所以”窃”自埃及的希腊文明是“黑色”文明，可是在希罗多德的公式中并没有这个要素。在他的看来，埃及是埃及，希腊是希腊，不但气候、习俗不同，甚至文字也不相同。
    希腊文明深受埃及文明影响，已是公认的事实。在文化的互动中，每个民族不但有吸收力，同时也有改铸力，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仅举文字为例。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多数字母文字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埃及象形文字→西奈字母文字（塞姆人对象形文字的吸收与改铸）→腓尼基字母文字（对西奈文字的吸收与改铸）→希腊字母文字（希腊人对腓尼基文字的吸收与改铸）→拉丁字母文字（拉丁人对腓尼基和希腊文字的吸收与改铸）。后来，拉丁人将（牛头）竖起来写作A（又一次改铸），于是成为许多字母文字的第一个字母。（24）由此可见，不但希腊字母实实在在具有“黑色”血统，其他字母文字也是如此，能不能说都是从埃及窃得的？
    文明究竟是从一个中心向外辐射，还是不同的文明可以互动互补？这是伯纳尔先生面临的第二个不易超越的障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指出东方没有私人土地所有制存在，这是我们了解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以及实行君主专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埃及人利用尼罗河河水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共同用水是其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在埃及需要由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古代埃及是一个实行等级制度的国家，僧侣位居第一等级。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和农民，受着经济、思想等的多重剥削和压迫，以至对现实世界丧失信心。“在埃及，凡是看不见的东西越来越被认为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东西。”（25）因此，以死亡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举不胜举。
    在希腊，尽管有斯巴达的贵族政体，但是希腊的发展情况一般是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然后又过渡到僭主制与民主制。国王并没有很大的权力，他们须听从元老院的劝告，违背了习俗便不会不受惩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雅典国家“是由十个部落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的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26）雅典的民主自由思想由此产生，其政治社会的标准也深深地扎根于这种理性结构之中。雅典所以能在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海战中以少胜多，正是因为民主政治起了作用。民主政治鼓励着雅典公民多方面的积极性，公民对城邦的忠诚使社会团结受益匪浅。古希腊造就了大批先贤圣哲，他们博大精深的思想，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希腊翻开了古代历史新的一页，迸发着新兴文明的火花。
    不难发现，部分吸收了埃及文明成果的希腊文明与埃及文明在总框架上似有天壤之别。“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释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27）没有理由认为希腊文明是黑人文明，更没有理由认为希腊文明窃自埃及。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文化和民族都不可能固步自封。愈是辉煌灿烂的文明，愈是能在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从异族吸取文化精华，以减少文化碰撞中的能量流失，达到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希腊文明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将“偷窃”理解为“改铸”。
    “非洲中心论”给本来相对平衡的古代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迫使历史学家在已有的知识范围内对古代史中的重大问题作一次更深刻的反思和审视，这无疑有利于史学的发展。马丁·伯纳尔通过大量考古资料以及深入的鉴别、校勘，断定古代希腊和埃及文明具有子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勾勒了一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图，进一步展示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紧密联系，对批驳“欧洲中心论”具有积极意义。诚如剑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约翰·莱伊所言：“如果完全赞同伯纳尔的理论，那或许是一种幼稚的表现，但如果史学家们根本不理会伯纳尔的观点，那就证明他们是地道的外行。”（28）
    但是，“非洲中心论”毕竟是以“黑人至上”为基点，企图以黑人这一种族为中心来构建世界历史的框架。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其学术性是可疑的。
    每一代人都怀着当代的感受重新解释过去，只要人类生存一日，历史学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生存意义、前景目标的关注而不断在往昔典籍中探微索隐的精神就会继续一时。现实世界愈是纷繁复杂，人类文明愈是高度发达，就愈需要历史学家不失个人的立场，构建新的世界史观，以加深对人类自身的研究。斯塔夫里阿诺斯、威廉·麦克尼尔、马丁·伯纳尔等人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百家争鸣，百舸争流，通过大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古代史研究一定会上升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