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施莱歇尔已铺排在先，米勒辞职两天之后新内阁就已组成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在政府声明中布吕宁强调了新内阁的特殊性质：“新内阁按照总统先生授予我的委托，不受任何职合的约束……成立本内阁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期限内解决大家认为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这将是由本国会实现这种解决的最后一次尝试……政府愿意并且能够为此而采取一切符合宪法的手段”⑧。在这里，他对扭转急转直下的经济形势充满信心，同时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将“给总统以更多权力”，在各党派意见相左时，启用宪法第48条这把尚方宝剑，来强行实施政府的各项法令和政策，并在他认为需要的情况下，采取解散国会这个“符合宪法的手段”。
    新内阁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解决平衡国家财政预算这一棘手问题。以财经问题专家著称的布吕宁于7月提出关于削减国家支出和提高税收，削减官员薪俸并对有固定收入者征高税的提案。不谙党派纷争的布吕宁天真地以为这一提案会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而没有寻求此时已准备对他的政府采取容忍态度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结果是提案惨遭否决。随后，布吕宁动用“紧急法令”强行通过提案，不料社会民主党率先抵制这一作法，要求取消“紧急法令”。这一要求得到共产党、纳粹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多数议员的支持并以236票对221票获得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布吕宁建议兴登堡解散国会并定于9月14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
    9月选举使布吕宁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多数派内阁的愿望彻底成为泡影。在这次选举中，资产阶级各政党全线崩溃，希特勒的纳粹党却出人意料地获得巨大胜利。该党共获640.96万张选票，议席由12席猛增到107席，由最小的党一跃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共产党也力量大增，获选票457.2万张，议席从54席增加到77席。面对这一支离破碎的局面，布吕宁只得寻求左翼和右翼势力的支持，可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拒绝合作，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无意支持他的政府，纳粹党对他的“在票数允许的情况下，在各州议会中由纳粹党和中央党共同组成政府”的许诺不屑一顾⑨。在处处碰壁下，布吕宁希望成灰，他的内阁空前孤立，魏玛政体也因此而元气大损。总而言之，9月选举给魏玛民主制度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它“不仅是魏玛共和国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也是纳粹党势力膨胀、通向攫取政权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⑩。
    在议会民主制处于岌岌可危的崩溃边缘时，作为国会内第一大党的社会民主党却无动于衷，反而对布吕宁独断专行的作法采取容忍态度。他们采取在表决时弃权的方法让布吕宁的“紧急法令”获得通过，使得布吕宁能有恃无恐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紧急法令”。社会民主党无视这种作法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相反认为这种宽容大度会带来益处。为了保护自己的最后堡垒－－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组成并由社会党人奥托、布劳恩为总理的普鲁士政府－－免遭摧毁，他们无意与属于中央党的布吕宁反目为仇。
    由于布吕宁政府得不到国会大多数的支持，只得祭起宪法第48条这一法宝，频频颁布具有法律性质的“紧急法令”，而议会民主制的职能则在短短的两年内荡然无存。国会会议由1930年的94次，1931年的42次，降为1932年的13次，同一时间内国会颁布的法令分别为92项，24项和5项，而“紧急法令”的颁布自1930年7月起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当年的5次增至1931年的44次和1932年的66次。国会形同虚设，魏玛共和国只是一个挂着议会民主的空架子。布吕宁政府忠实执行兴登堡的意志，成了名符其实的“总统内阁”。
    二、“总统内阁”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布吕宁上台后，采取扩大出口、提高税收、压缩公共开支、削减工资和救济金等措施来克服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些措施未能扭转江河日下的经济颓势，相反却导致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首先，布吕宁的紧缩政策没有能起到刺激生产的作用，却加剧了德国产品的销售危机和劳动人民的大量失业。为了扩大出口，布吕宁大幅度地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使其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可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都为经济危机所困扰，也在采用同样的方法向海外倾销产品。另外，为克服危机，各国采用增加关税的方法阻止他国商品的流入。因此，跌了价的德国产品仍旧滞留在本国，无法插足他国市场。产品的滞销导致德国工业生产的全面下降，工厂严重开工不足，企业主纷纷解雇工人，1932年布吕宁下台前夕，全国失业人数已高达600多万，占就业总人数的43.8%。
    其次，布吕宁的税收政策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剧烈恶化。米勒执政时新增的税收已达12.54亿马克，布吕宁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新税林立。单新增的啤酒税和零售税就增加群众税额达7.5亿马克，1930年6月新设的人头税和同年12月实行的烟草税，又给人民群众增加了8亿马克的税款。此外，还有危机税、独身税、就业税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再次，在捐税增加的同时，布吕宁大幅度地削减工资和救济金，更使人民群众陷入困苦的深渊。在危机期间，德国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工资下降了50%。1932年，一个职员或公务员的平均月薪仅为150马克，还不及1929年产业工人的170马克的工资。同年，失业者及其家属平均每月仅有15马克维持生计。“有的家庭仅仅以土豆维持生活，人们脸上几乎是绝望的情绪”（11）。
    布吕宁的反危机措施不仅没有减轻人民群众的物质困难，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使千百万德国人陷入痛苦绝望的境地。国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布吕宁成了名符其实的“饥饿总理”。
    布吕宁对经济危机产生的严重后果置若罔闻，因为这时的他决意利用这一经济颓势来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布吕宁认为，德国经济的糟糕状态是“强盗和掠夺者的凡尔赛和约”造成的，只有把共和国从“战争赔款的重负”中解救出来，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德国的经济（12）。受这一思想的支配，他专注于外交事务，而逐渐将国内的经济政策置于从属地位。德国虽然准时交纳战争赔款，但仍想方设法让战胜国相信其无力继续信守偿付赔款的义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布吕宁需要一个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德国。他虽然没有故意扩大危机，但他利用危机状态，置工人大批失业和人民群众的困苦而不顾，来换取战胜国对德国处境的体谅，以期引起他们的恻隐之心，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赔款问题。另外，布吕宁利用经济形势恶化导致法西斯势力和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这一因素力图使外国相信，“现在最好向德国作出让步，而不是等待民社党人或共产党人夺取国家政权”（13）。为了彻底摆脱“凡尔塞几约”的一切负担和限制，布吕宁听任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而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阻止经济的持续滑坡。1930年度，他完全可以利用国外贷款来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但他担心经济状况的改善会使德国丧失在谈判中的优势而放弃了这一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国内的财政和经济危机成了布吕宁与战胜国商讨赔款问题的一张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