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恰恰是1931年夏天，两桩接踵而来的事件帮了布吕宁大忙。一是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紧急法令”并宣告将马上停止偿付战争赔款而导致外国和本国资本大规模地流出德国，二是与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谈判失败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债主和存户蜂涌而至，自经济衰退以来仅拥有微弱自备资本的德国银行，面对潮水般的提款人流一筹莫展。7月13日，达姆施塔特银行率先停止支付业务，其他的银行、储蓄所和交易所停业两天。国内黄金储备减少4／5，整个信贷系统处于总崩溃的边缘，预算赤字达6千亿马克的德国政府只得拔出10亿马克来恢复银行的支付能力。资本外流和银行危机对德国的经济困绕不啻是雪上加霜，但对布吕宁来说却增加了与战胜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布吕宁这种听任经济局势恶化的作法使各战胜国政府深为不安。鉴于德国危如累卵的经济形势和可能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美国总统胡佛决定重新评估德国的赔款支付能力。在仔细地分析了德国的经济形势后，胡佛相信德国确实已经山穷水尽，无力继续偿付赔款，同时他认为，德国的财政和经济崩溃不仅会对美国私人债主和工业部门，而且将对美国的整个经济形势产生长期的灾难性后果。基于这一判断，胡佛于6月20日建议延缓一年偿付战争赔款和政府间债务，并不顾法国的反对签发了“延期偿付令”。
    胡佛的“延期偿付令”吹响了中止偿付战争赔款的前奏曲。同年8月，一个专家小组在对德国的经济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认为德国在一年后仍不具备继续偿还赔款的能力。布吕宁抓住这一时机，恳求制定“杨格计划”的专家委员会再次赴德重新研究德国的赔款问题。该委员会证实了专家小组的结论，于12月底建议采取“极端解决法”，即完全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和战胜国之间的各种债务，并将这一方案提交战胜国政府首脑讨论”（14）。
    布吕宁望眼欲穿，渴望能给德国经济带来巨大转折的赔款会议尽早召开。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议姗姗来迟，直到1932年6月16日才在洛桑举行。由于德国代表的四处游说和威胁恫吓，赔款问题专家委员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决定让德国缴付最后一笔30亿马克的赔款，其它赔款则一笔勾消。但是由于纷至沓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笔象征性的赔款最后也不了了之，没有予以偿付。
    布吕宁梦寐已求的外交目标－－取消战争赔款－－终于成为现实，可是出席洛桑会议的德国代表不是布吕宁，而是接替他的巴本总理。布吕宁在5月29日就已失去了兴登堡总统的信任，在“距离目标100公尺处”被解职下台了（15）。他本想在彻底解决战争赔款问题后，在国内的经济领域一展宏图，可是未等抱负施展已被削职为民。此时的他，纵有回天之力也是报国无门了。
    布吕宁的经济政策给德国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他以这空前的民族牺牲为代价换来了战争赔款的取消，取得了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如果说取消战争赔款符合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利益，那么布吕宁对此是作出了自己重大贡献的。不过，和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是绝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紧缩政策所造成的众多社会问题使千百万劳苦民众失去了对魏玛民主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并最终投入了纳粹党的怀抱。
    本文1993年2月22日收到发
    注释：
    ①卡·迪·布拉赫尔：《布吕宁的不明智政策和魏玛共和国的解体》，当代史季刊第19期，第122页。
    ②阿·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史》，科隆1978年版，第211页。
    ③维·康策：《处于巨大危机压力下的布吕宁》，历史季刊，第529页。
    ④⑤⑧（11）（13）迪·拉夫：《德意志史》，中文版，第263、263、263、266、265页。
    ⑥卡·迪·布拉赫尔：《魏玛共和国的解体》，杜塞尔多夫1984年版，第276-277页。
    ⑦⑨（12）（14）（15）埃·科尔布：《魏玛共和国》，慕尼黑1988年版，第125、127、128、130、133页。
    ⑩《德国现代史》，朱忠武等编写，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