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对赴欧考察的各路代表团带回的大量信息进行了比较，以判明哪个国家在某个领域最突出、最先进，从而作出了在哪个领域以哪个国家为样板的决定。
    在政治上，明治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废除各种封建制度，建立健全的近代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制度。幕藩体制是日本封建制度的根本，明治政府首先通过1869年6月的“版籍奉返”和1871年的“废藩置县”， 一举取消幕藩体制，代之以中央集权的都府县体制。同时，明治政府又改清侯公卿武士为华族、士族，取消封建等级，实行四民平等。1872年11月，政府又公布征兵令，模仿英国皇家海军创建了日本近代海军，模仿法国陆军创建了日本近代陆军。政权形式也由最初的太政官制改为近代内阁制，并且最终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召开议会，以德国的宪法为原型，制定了明治宪法和民法，刑法则仿自法国，整个日本的立宪政治体制确立为普鲁士式君主立宪制。
    在经济上，明治政府打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在对欧洲各国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识到殖产兴业的中心是发展工业。“据欧洲经济家之说，国家农民甚多并非美事，须以其从事工业之人口加以比较考察。例如，与农民一百人相比，从事工业之民，瑞士为76人，比利时为60人，萨克森为64人，此皆为最上等之国，而日本则不过五六人而已……”〔5〕只有工业的强大才是国家强盛的标志。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展工业成了明治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1868年5 月明治政府颁布《商法大意》，废除行令特权，实行买卖自由；1869年废除箱根及各道关卡，改商法司为通商司；1870年正式设立工部省，具体负责制定殖产兴业计划，指导民间资本主义发展；1871年允许农民种植自由，准许华族、士族经营农工商各业；1872年允许农民兼营工商业自由，取消“草分”、“家抱”、“水吞”等名称，允许迁移和职业自由，同时废除封建驿马制度，取消对交通的限制，并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现代的电报和铁路；1873年实行地税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政府还通过“奉还俸禄”和“金禄公债”，把封建武士阶级转化成近代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通过“松方财政改革”和颁布“银行条例”建立近代的金融银行制度。
    在文化教育上，明治政府打出“文明开化”的方针，1872年8 月以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为样板颁布了学制，并按照美国的样板开办了大学，从而建立起了现代教育制度。明治政府还广泛延聘外籍人才，大量选派海外留学生，直接吸收西方文明。
    在生活习俗上，明治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指导命令，改变旧的传统生活习惯，倡导近代文明生活习俗，如剪发、肉食等等。
    明治维新“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其中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国家政体、典章制度与“自由”、“平等”、“人性”、“人权”等哲学观念和思想意识，“全方位地学习和仿效西洋文明，并把西洋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精神。”〔6 〕这样，明治国家就成了英、美、法、德等国的大杂烩，“当时日本似乎成了先进国家的一块文化殖民地。然而，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却认为在每一个领域中采用最好的模式将会使日本尽可能地集各国之大成。 ”〔7 〕结果，学习西方使日本赢得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日本得到了确立。明治维新这场运动，其实质是西方文化的引入而触发的将日本带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场革命。因此，西方文化是日本近代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启动因素。
    三
    日本民族由于岛国生存环境的局限，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采取的是以实际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作标准来进行选择的。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中，对于在中国推行甚久的科举制度、宦官制度以及妇女缠足等习俗，尽管日本人也博知其作用，但是由于不适合日本国情，便断然拒绝。〔8〕在吸收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同时， 又保留了天皇这一神的象征，保留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包括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家庭模式。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国民的长期熏陶，因此，在西方文化启动下建立起来的日本资产阶级明治政府中，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存在着强大的惯性影响。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对融合在日本国民血液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和改造，使其从适应社会转变成控制社会。
    1854年，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在《省录》中就提出了著名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及“和魂洋才”的主张〔9〕， 后来又解释为“学问技术采于彼，仁义道德存于我”。这实际上成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吸收外来文化的指导思想。
    以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为目标的日本现代化在一开始，就把一向被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不符合时代需要、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悖的“腐儒”。〔10〕显然，日本现代化的开始，是对儒学的挑战和批判开始的，如佐久间象山，原来以信奉“程朱纯粹之学”为己任，并立志振兴“业已衰微之正学”，现在他分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从而主张要弥补中国儒学之不足，“故某以西洋实测之学补大学格物之功”〔11〕。明治政府在实施“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的过程中，对儒学仍持批判态度。1872年8 月在“公布学制之布告”中批判儒学“鳌于词章记诵之末节，陷于空理虚谈之歧途，其论虽似高尚，但能身体力行者甚少”〔12〕。据此，原来实行儒学教育的私塾和寺子屋大多被关闭，各藩的藩校也纷纷停办。1873年，以福泽谕吉等组成的“明六社”及其出版的《明六杂志》，全面批判以儒学为主的封建意识形态，着手引进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和制度，如批判儒学的“虚学”，引进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倡“实学”；批判儒家“克己”的禁欲主义，引进英国哲学家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提倡功利主义快乐说；批判儒家以封建纲常为表现的等级观念和服从道德，引进法国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提倡“独立自尊”；批判儒家维护的君主专制主义，引进德国的君主立宪说，建立君主立宪政治。举旗批判儒学最力者福泽谕吉认为，儒家学说是“造成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13〕。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的批判，是为日本民族发展资本主义，培植日本民族的科学自然观和政治主体意识鸣锣开道的。
    在对熏陶日本民族的中国儒家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一些启蒙思想家还通过重新诠释、转借、演绎的方式，对日本民族吸收融化的儒学进行改造，并和引进的西方文化嫁接，使之适应日本的国情，成为实现现代化的有利因素，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横井小楠把儒家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封建民本主义思想解释为近代民主主义；涩泽荣一根据其投身工商业的实践经验，对《论语》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的“道”，称之为是“公利公道”，即是国家利益。〔14〕根据涩泽荣一的解释，个人与企业追逐利润，培植资本，对增强国家实力有好处，是有益的事，这就是光荣，即符合“大义”。这样，涩泽荣一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道德与经济、义和利统一起来，从而把旧的贱商的儒家“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显而易见，涩泽荣一是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士魂）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商才）结合起来，创造了比原来的“和魂洋才”还棋高一筹的“士魂商才”的道德经济合一的理论，并且切实地灌注到实践中，为大家广为接受，推动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没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动力，但经过改造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法国巴黎大学第五高等研究所教授L·威德梅修在《亚细亚文化圈时代》一书中指出， 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可求诸儒教的共同体主义精神。〔15〕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学者源了圆说：“日本的发展，有赖于体制变革之处甚多。但在良好地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平衡方面，儒家伦理发挥了某种作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