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般展开时，马克思说过如下名言：“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0〕这里，对落后国家人民运动所可能给予先进国家的影响便已寄予了极大希望。然则，如果事变进程确实按照这种“大胆预言”向前发展，“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确实发生了并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导火索”作用的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进程又会怎样呢？马克思没有说，但如下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如果西方在东方影响下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反转来大大改变和加速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打断它们的艰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历程，极有可能使之跳跃式地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正是沿着以上思想脉路，马克思走向了70年代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俄国是一个半欧半亚的国度，同西欧在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远为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对俄国的了解也远比对印度、中国熟悉，这一切使他有可能在俄国这个特例上详尽地展开先前还很粗疏的思路，特别是对村社这样的古老社会组织在建设未来的公有制社会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的问题给予了充分论述。就此而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确应被看作是马克思世界革命理论体系中的一大发展，但不言而喻，这里并没有对原来有任何“突破”，而仍是遵循着先前的同一理论框架。
    马克思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强调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依赖呢？难道在西方革命没有发生的前提下，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就不能依据正确的认识，主动地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获取“肯定成果”，独立地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吗？实际上，这正是时下一些同志对马克思的“局限性”感到惋惜并总想按自己的口味改造马克思的地方。这些同志忘记了，对任何问题的考察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在当时那个时代，马克思只能从纯理论的抽象角度去考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似乎僵硬的思路正是为了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严整性。马克思之所以远比他以前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高明，就在于他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社会主义与现代大工业的物质文化成果之间的必不可少的联系，并要求在具体实践中对这种联系给以最切实可靠的客观物质条件的保障。正是这种态度把马克思与民粹主义者根本区别开来。一般说来，民粹主义者中有不少人不但并不反对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甚至还热烈地声言：俄国村社唯有与这些成果相结合才能成为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民粹主义的思想先驱便论证说，公社所有制本身不过是社会生活滞后的表现，并无先进性可言，它如果能越过一系列历史中间阶段而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全靠的是“通过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的接近”，接受“先进民族的影响”和“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科学。”〔21〕初看起来，这不是同马克思没有区别吗？然而，马克思恰恰是不能满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证的，他必然还要进一步提问，靠谁去“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科学呢”？这样的问题是无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无论70年代以后的民粹派思想家都不会提出的，因为他们从历史二元论出发，确信他们自己可以是把俄国引上先进道路的独立力量。而对严格遵循唯物史观一元论的马克思来说，这不过是妄自尊大而已。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落后野蛮的俄国现实生活条件之上，竟能产生出一支赋有现代思想意识的主体力量来。因此，马克思理所当然地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寄托在毫无指望的民粹派上，而只能寄托在事变进程最终导致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上。
    现在我请读者判断，晚年马克思究竟是“突破”了唯物史观呢，还是仍然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三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有把握地断言，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并无直接联系。理由很简单：“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按照与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方式，而是按照‘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方式发展的。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着复杂的演变过程和中间环节。”〔22〕
    如前所说，“设想”仍属世界革命理论范畴。在历史上，这个设想并未实现过。马、恩当时显然是对俄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可能性都作了过高估计。其后，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最初年代里，恩格斯仍然坚持他和马克思先前的观点，认为俄国革命和西欧革命会很快爆发，从而俄国非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但到了90年代初，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恩格斯越来越重视“劳动解放社”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的意见，逐渐趋向于否定俄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1890年4月3日，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表示，同意查苏利奇的意见，必须同民粹主义者作斗争。〔23〕1892年3月15日， 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明确认为：“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24〕很清楚，恩格斯这时已放弃了先前的观点。
    然而日后的历史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复杂性。由于俄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际遇，俄国资本主义尚处于不稳定的早期阶段时，便遇到了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1905年革命向世界显示出俄国这个落后国度里潜存着的巨大变革能量，1917年革命则一举把俄国“提前”引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确实是一次历史的跳跃，但已是在列宁主义政党而不是在民粹主义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了。
    可是历史却逼迫人们不得不与世界革命理论告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依赖其雄厚的内在自调节能力成功地抵御了革命的冲击，并在20年代前期重新走向繁荣时期，显示了它那顽强的生命力。其结果，使期待着西方革命来“补充”的俄国革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怎么办？：这正是20年代中期苏联那场尖锐残酷、影响深远的党内斗争的背景。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一派坚守世界革命理论，认为俄国如离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是决然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对此用一句简单实用而又有力的话反驳说，这是在“削弱我国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25〕因为，明知不能建成，为什么还要去建设呢？这一理由尽管缺少理论深度，却是比托洛茨基更为实际的。确实，在世界革命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仍要固守先前的理论，势必削弱人们在建设时的信心。现实的需要是最强有力的逻辑，任何理论上的考虑在它面前都必须让位。因此，便有必要把一国社会主义作为正式指导理论确定下来。斯大林成为胜利者的原因之一正在这里。“一国胜利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最后告别了长期以来的世界革命理论，超越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所以，时下有人断言马克思晚年设想已接近一国社会主义胜利论，是与历史事实根本不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