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上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东方社会主义并非任何既定的理论原则的体现，而是本世纪社会主义道路重大变化转折的产物。对它的历史总结，完全可以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从本世纪世界总体进程的种种条件的交互作用中，去挖掘其历史的根源，而无须求助于营造“晚年马克思的转变”，搞为我所用。
    （二）东方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有显著成就，但也有先天不足的内在缺陷。无数的历史经验启示人们，东方社会主义的一大重要任务应当是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但这首先是从现实的经验总结中得出的结论，而不应牵强地归统为是否遵循晚年马克思的问题。
    （三）一味醉心于从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曲解中发现启示，表现了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势仍在发挥影响。但愿人们尽早与这种习惯告别，否则，既可能损害马克思学说的原意，又无助于指导现实。
    注释：
    〔1〕〔22〕《世界革命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 载《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对上述各点阐述得最多的，当推张奎良。 见他的《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光明日报》）1989.5.29）、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马克思晚年理论上的巨大飞跃》（《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等文。 江丹林的《马克思的晚年反思》一书（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在基本认识上与张奎良大同小异。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71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1页。
    〔5〕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三联书店1978 年版，第152页。
    〔6〕〔8〕〔9〕〔10〕〔1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4、449、455、438、435、441页。
    〔7〕《流亡者文献》的最后部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13〕〔14〕〔16〕〔17〕〔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231、254～255、251、42、40页。
    〔15〕不得不指出，我们这些同志对马克思的理解，其实事求是程度还比不上一些国外学者。例如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1981， 第145 页）， 罗维尔：《从马克思到列宁》（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130页）、 卡明斯：《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2卷（牛津1981版，第323页）等，都指出了“互相补充”在“设想”中的重要性。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
    〔21〕参见《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局1959年版。
    〔23〕〔24〕《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0、598页。
    〔25〕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
    上一页1下一页跳转分页阅读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卷、第3卷。
    [3]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三联书店1978年版。
    [4]《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6]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