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诸多手段和措施，日本法西斯军部和政府将当时的新闻事业整体统制起来，建立了所谓“统一指导”的战时体制。新闻媒介完全成为政府操纵的喉舌和宣传机器，为法西斯政权和侵略战争大肆鼓噪，摇旗呐喊。
    同亚洲的“伙伴”相比，德国纳粹政府更以德意志民族特有的严谨性与彻底性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纳粹新闻传播体系。
    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立即推行法西斯独裁制度，先后解散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使其报刊严重受创。“国会纵火案”之后，希特勒借此关闭了51家共产党报刊和130多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 并通过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宣称“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暂时中止”。这一命令取消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
    1933年3月，纳粹政府成立国家宣传部，任命戈培尔为部长， 专门负责统治言论及新闻报道，并主管纳粹的整体宣传工作。9月， 依据德国“国家文化学院法”创立了“国家新闻学院”以严格控制纳粹德国的新闻事业。
    在反对派报刊消灭殆尽后，纳粹政府开始着手建立第三帝国的新报业--效忠于政府的法西斯报业。1933年10月，德国颁布“新闻记者登记法”，对新闻记者这一社会职业的人员构成进行了十分荷刻的规定，要求由宣传部长直接任命的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必须保证在其宣传媒介中不得有任何反德国国防、教育、经济及荣誉的报道。到1934年，德国报刊由原来的4703家降至1200家，保留下来的报刊都表示要效忠希特勒政府。至此，希特勒完成了对德国报业的全面控制。
    1933年，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由政府接管，并与创建于1915年的“海通社”合并，改组为纳粹政府控制的德国“国家通讯社”，成为希特勒政权统一对外宣传的喉舌。而德国广播事业原为公司私营体制，1933年纳粹上台后，广播事业被收为国有，由国家宣传部所控制。同年，德国开始用英语、德语等语种对外广播，整个二战中，广播始终是戈培尔进行法西斯宣传的主要工具。
    二战中的德日法西斯新闻传播体制在制造战争舆论，毒化民众意识，煽动民众的战争狂热、以及统一与强化国内外法西斯宣传等方面起到了极其显著、也是极其恶劣的作用。两国的传播事业完全抛弃了资产阶级报刊一贯标榜的“客观、公正、民主”的外衣，成为赤裸裸的法西斯政权的宣传机器和战争工具。
    那么，法西斯传播体制是怎样在两国衍生的呢？我们通过对二战以前德日两国的大众传播史进程略加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大众传播事业之所以演化为法西斯传播体制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其传播事业“二元化”结构的长期存在。何为“二元结构”？最为简略的解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对立，具体到德日这两个国家，则是封建因素与资本因素在两国社会结构中的长期对立与长期并存。
    从历史的外部现象来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都已经成为“纯粹”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了。近代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则，工业化文明、一系列的现代价值观念至少在表面上已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但事实上，旧的封建因素，封建等级势力从来不曾消失，反而十分强大地潜存着，并制约改造着外在的资本文明。
    这种“二元”并存特征的形成，根源于两国近代化的具体背景和特殊过程之中。从两国启动现代化过程的开始来看，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由于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列强的外在压力而促成的革命。领导革命的不是近代资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市民阶层，而是部分封建大名、开明武士和天皇陛下等封建势力集团。这使得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
    德国的民族统一道路，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也是如此。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根本不能担负建立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重任，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封建君主国家--普鲁士“王朝战争”和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来完成的。这个历史的存在使得普鲁士王国和这个王国最主要的社会基础--封建军事容克贵族集团在帝国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帝国的封建性质便可想而知了。由于这两个国家中的社会基础结构和内容是封建同资本的并立、妥协与融合，从而奠定了两国“二元”因素的共存，并进而产生了表面民主形式、实质封建集权的“二元”君主制政体形态--日本近代的天皇制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宪制。
    相应于社会二元结构的特征，日本和德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介乎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半集权、半自由化的大众传播体制。这种体制特殊的质与点就在于包含其中的二元因素和这种二元因素的社会外现。
    具体地说，现代和传统的对立、资本与封建的共容，使得这两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呈现出二元矛盾的割裂现象，而这种割裂又被人为强制性的包容在一个奇怪的体制之中。从大众传播事业的资本元素来看，它的存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现实生活中资本经济的存在以及在传播业中的推广；二是来自西方“正宗”资本主义传播事业精神观念的输入及影响。由于资本元素在传播领域的存在，它必然要求在这一领域中实现自己的特性，即自由的资本竞争和掠夺利润。这种营利观又必然派生出传播媒介的独立要求和对自身社会职能、地位、作用、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的定位。这种定位一般表现为传播媒介不应成为政府的工具，而应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传播媒介的职能是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监督机构，向民众提供一个“公众舆论的讲坛”，独立制作并销售新闻商品，以满足新闻传播的各项自由--自由的采访、自由的撰写、自由的制作传播、自由的收看，必然强烈反对政府的任何强控行为和封建专制集权主义理论关于传播事业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