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企图的历史外现，便是本世纪初叶，包括东京“曰比谷火烧事件”〔5〕的斗争、积极鼓动民众掀起广泛的“护宪运动”浪潮〔6〕，及同官方管制尖锐相对、致力于确立监督政府职能、现代大众传播独立之社会地位的“大正风潮”等事件。但是，在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面前，在日益反动的天皇制权威恫吓下，在一战后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日本传播业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自身要求改革新体系结构内部缺陷的企图和行动归于失败。以1918年8 月《大阪朝日新闻》“白虹贯日”〔7〕事件为标志， 日本传播业遭到了专制内阁和军部的严厉打击。在政治上灰心丧气，完全屈从于现实社会统治格局，默默地向当权者缴械投降了。
    至此，来自日本社会内部改革二元因素体制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专制集权的封建因素比重愈来愈大，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传播体制的崛起。全日本传媒在二战中狂热地投入“大东亚圣战”的鼓噪之中，欺骗民众，鼓吹侵略战争，在人类传播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简略回顾和分析，证实了二元传播体制的形成同德日两国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以及两国开始现代化过程的具体历史环境、集团力量对比等因素密不可分。这也完全印证了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的著名论断：“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8〕。同时， 我们还可以从中推导出一个结论：社会传播事业的体制性质、组织结构决定着它对社会的示范功能、传播效应和影响程度，而这种组织结构一旦形成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那么，在德日两国传播事业发展史上，法西斯传播体制是否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物呢？从特定角度看，当这种二元结构社会发展到某种成熟阶段，又无强大外力扭转时，法西斯传播体制便会应运而生。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不在人类主观能动性具有改造社会结构性缺陷的特定时刻去消除传播体制中的根本性隐患，不注重纠正传播事业内外部环境中不合理的结构方式，一旦某些条件成熟，一旦各种历史因素被催化，这种先天便具有根本缺陷的传播体制便会呈现恶性演化，出现质的“癌变”，而它所释放出的巨大恶性能量将会严重毒化整个社会。二战中德日两国的二元传播体制渐次演化为法西斯传播体制正是因为它们内部不能产生自我纠正的机制与足够的力量，最终不得不被动地承受战争这种强制性的打击来粉碎法西斯传播体制，而这一过程必然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痛，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灭亡。当年德日两国的悲剧就在于此，如今引起人们深思与警觉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1〕〔2〕（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第21页、第29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3〕日本明治政府的三大国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富国强兵”。
    〔4〕〔5〕〔6〕〔7〕（日）内川芳美 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第11-14页、第41页、第29页、第34页、第42页、第37-38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8〕（美）施拉姆主编《报刊的四种理论》第1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