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传播事业中的封建元素来看，它的存在也来源于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天皇制度、容克集团、藩阀武士、官僚元老等一系列封建势力在传播领域内的存在，构成了一种残缺的、却又是强大的集权主义专制力量。从历史上来看，天皇武士和客克贵族等封建因素本应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但两国的这一革命却阴差阳错地在革命对象的领导下冲向了江户幕府和千百个分裂的德意志小邦国。日本和德国不是通过一般的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而是通过所谓的改良维新和“王朝战争”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资本的因素是天皇武士、容克贵族们人为培植的，他们当然要将其控制在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资本的增殖、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大是统治集团所需要的，而随之派生的资本之自由、资本之本位化却为统治集团极力压抑不允，这也正是统治集团始终抓住超经济的国家权力不放、对传播事业的自由倾向实施打击、限制、强控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一方面，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传播事业在不伤害国家根本体制、正统观念、国家秩序的前提下赚钱盈利，搞“黄色新闻”、激情报道、搞新闻本位、企业经营；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防止传播业的越轨，并强烈要求传播事业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
    于是，处于二元因素夹缝中的日本、德国传播事业最终形成为一种既有较为隐蔽的集权主义专制原则和控制方法，又能容纳资本主义元素部分内容的传播事业体系结构。这种畸形的、丑陋的、怪诞的二元结构、二元因素的传播事业（它完全是一种残缺、隐蔽的集权主义与歪曲的、虚假的自由主义的奇特组合）只能释放出有限、变形的现代化示范功能与影响能力，无力承担促成人们和社会形态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重要职责。同时，其自身也不得不按照历史既定的轨迹滑向深渊，在二战中演变成为鼓吹“圣战”，鼓动建立“第三帝国”为虎伥的法西斯传播事业体系。
    据此而论，显然并非所有国家的现代化传播事业都能促进社会母体的正常健康发展进程。这取决于特定大众传播事业的深层稳定结构及外部强大的社会背景力量。特定性质和形式的传播事业结构只能释放出特定性质与功能的效用。这种深层稳定结构组织一旦形成，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性质就被确定了。
    那么，日本、德国的这种传播事业的二元结构是怎样具体形成的呢？宥于篇幅，我们拟以日本为主要分析对象作进一步探讨。
    我们的分析始终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点：各国传播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在受普遍共同原因推动的前提下，又强烈地被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现实环境等众多难以确立但却存在的偶然性因素所制约影响。这种制约力量与普遍规律“化合”“嬗变”，造成了各国传播事业迥然相差，有同有异，丰富多彩的不同状态。我们欲探求日本传播事业的特殊之处--二元传播结构的确立历程，就不能不对这一传播事业早期萌芽、初步确产、关键成形时期等重要环节详加分析考察。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历史开端的特点在于：它是在列强侵侮的强大外在压力下，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被迫从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转变的过程又是在封建上层力量之一的天皇明治政府指导督领下，通过自上而下地推行维新改良运动完成的。
    从日本传播业的萌芽中亦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的历史折射。在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者理所当然地掌握着整个社会传播系统，通过发展“御沙汰书”、“封回状”等官方传媒来进行社会信息的上层水平式或“T”型传播交流。稍后，又产生了“荷兰传闻书”、 《官版·巴达维亚新闻》等刊载海外新闻的官方传媒。它们当然也是一种高度机密，专为上层服务的信息传媒。很明显，这个时期的传播事业完全是一种旧有的、封建专制性质的传播事业。〔1〕
    随着江户幕府的崩溃，旧有的封建传播体系也随之陷入崩溃之中。但是，当这一崩溃过程还未深入进行时，半封建性质的天皇明治政府便很快制止了这一过程。通过1868年4月28日太政官布告、1868年6月8 日的太政官公告和1869年2月8日公布的第一个正式新闻法规--“报纸印行条例”，把旧有的传播体系改造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明治御用传播新体系”〔2〕了。 这个新体系的所有特征几乎同旧体系一样：信息的流动依然自上而下，控制的指令来源也还是由上层下发，读者范围仍然为中、上层藩阀或武士阶层。在这一“新”体系中，封建的传统的因素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它是日本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产物。
    显然，日本近代传播事业的这一转变确立过程，同欧洲诸国资产阶级传播新体系产生过程完全不同。欧洲诸国资产阶级传播新体系产生的一般过程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有所发展，商品经济产生并日益话跃，市民阶层对社会信息的需要增加了。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一面不断地向现存的封建传播体系作斗争，一面又不断要求并努力发展自己的媒介及传播体系。这一过程最终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由经济到政治的市民革命过程而完成的。它在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回声便是“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其革命的结局便是把以往封建社会上层水平流动，单向垂直向下传播的“T ”型社会信息流动模式转变为“金字塔”型或倒“T”型信息流动模式。可是， 这一过程在日本和德国却不存在。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之中，资产阶级革命并非自下而上，而是由两国封建势力领导，自上而下进行的。孱弱无能的资产阶级只能跟随其后敲敲边鼓、唱唱赞歌。这一特定状况使得日本、德国的新型近代传播事业确立伊始，就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埋下了二元结构因素体制的基石，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日后传播事业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在日本，随着明治政府强力推行“三大国策”〔3〕， 大力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提倡文明开化、学习西方，明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元素成份逐渐增加了。相应地，欧洲资产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想潮流也涌入日本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背景促成了日本近代传播事业开始其自身发展的历程。大批半资产阶级性质的传媒--政论、政党报刊和现代商业性大众报刊的萌芽--“廉价小报”〔4〕纷纷出现。 政党报刊鼓吹新闻自由，反对政府管制约束，要求政治民主，抨击时弊，宣告了与明治政府“蜜月”关系的彻底结束。“廉价小报”则注重新闻报道，讲求编排技巧，显示了面向下层民众的离心趋向。这两股潮流实质上正是日本的资本元素力量在新的背景形势下要求实现其自身发展轨迹的外在表现，也是对以往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集权主义传播体系的反抗和改造。但是，由于日本二元结构因素的社会格局依然顽强地存在，潜在的社会结构组织未曾发生根本性变化；也由于资产阶级集团的分裂和先天不足，以1889年天皇颁布的“帝国宪法”为标志，日本正式确立了从德国学来的整套政体形态--天皇君主立宪制，并在强力压迫下打击瓦解了政党报刊兴盛一时的阵营，促成了政党报刊的衰败和传播业向致力经济、不问政治的营利性大众传媒转化的历史进程。这一情形再次强化确定了传播事业的二元因素、二元结构，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现代新闻传播事业在日本“大正时代”种种冲突中的发展方向，并导致其最终的臣服。
    “大正时代”的日本，一方面自维新以来国力日盛，经济飞速发展，为传播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精神氛围；另一方面，日本的传播事业借助于经济和国力的起飞，完成了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并进而在新的基础、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上，从自身营利宗旨出发，开展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要求言论出版自由、打破二元并存格局的斗争，顽强地企图按照现代资产阶级传播事业的一般历史轨迹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