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武器”一直是美国对苏外交中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美国追求全球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坚信：“进行冷战应当使用军事武器，也应当使用经济武器”，〔1〕因而， 在战后的头二十多年里，美国在经济上对苏采取种种严厉措施，以阻挠苏联经济的发展，达到自己的称霸目的。这成为五、六十年代美苏经济关系甚为淡漠的重要原因。70年代以来，“经济武器”在美国的对苏外交中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并得到大规模的运用。从这一历史时期来看，其中又可划分为诱导式经济外交、高压式经济外交以及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这三个不同层次而又相互联系、逐步深化的阶段。
    一、诱导式经济外交阶段（尼克松至卡特中期：1969年至1979年）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一改战后以来对美苏经济关系的冷漠态度，转而推行以发展经济关系为诱饵、牵制苏联内外政策的诱导式经济外交。
    当时，与战后初期相比，美国实力相对衰落，而西欧、日本力量加强，尤其是苏联获得很大发展，给美国带来更大威胁。对于战后以来的全球扩张战略，美国已深感力不从心。在这种困境下，尼克松政府就美国政策作出战略调整，主张战略收缩的“尼克松主义”出笼了。“尼克松主义”主张对苏缓和，企图通过改善美苏关系，以实现换取苏联的自我约束与让步，达到巩固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与此同时，苏联也企望通过缓和得到西方的技术和资金，并力图以此麻痹西方，加速发展自己的力量。美国对于缓和的需求，促使双方关系从对抗转向对话。正是在这种缓和的气氛下，给了美国从经济上、从意识形态上影响苏联的机会。诱导式经济外交开始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苏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诱导式经济外交体现在美国的对苏经济政策上，首先是发展与苏联的经济关系。70年代以前，美苏经济关系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尤其与苏联同西欧国家的经济关系相比，更是如此。以1969年为例，苏联同美、英、西德、法、意各国贸易额分别为161.0；706.4；741.0；470.3 ； 531.3（百万美元）。〔2〕相差非常悬殊，这与美国世界贸易大国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尼克松上台后，致力于改善同苏联的经济关系。1972年5月，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 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议时， 就“美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其中第7 条规定：“美国和苏联认为商业及经济的联系是加强两国之间双边关系的重要而必需的因素。”〔3〕此后，美苏经济关系有了很大进展：1972年7月8日， 美苏签订了苏在三年内向美购买7.5亿美元的粮食协定，美向苏提供5亿美元贷款；7月14日，苏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签订一项科技合作协议， 交易额达30亿美元；7月28日，美苏在莫斯科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议定书， 规定两国在能源、电子计算机、农业等六个研究领域进行合作；12月，两国签订相互提供贷款协定……总之，尼克松政府放松了对苏联的多种限制，无论在贷款、粮食买卖，还是在转让先进技术以及出售机器设备等方面，都获得了战后以来最大的发展。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贸易额的不断上升：1972年美苏贸易额仅为6.38亿美元，而到1979年，则上升为44.77亿美元。〔4〕可见，到卡特政府中期，美苏经济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然而，发展对苏经济关系，不过是美国推行对苏诱导式经济外交，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政策制订人认为，苏联经济在60年代已陷入困境，迫切需要西方的投资与技术，因而“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自从50年代后期，苏联就已开始寻求同西方扩大贸易作为获得现代技术和资本的捷径”。〔5〕由此，美国政府确信， 利用苏联的这一迫切要求，通过扩大同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使苏联逐渐纳入西方的经济范围内，加深苏联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可以达到牵制苏联，软化其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目的。从而在美苏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促进美国的全球目标。
    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并不讳言，早在约翰逊总统时期，就已提出“在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中更加积极地利用贸易安排作为政治手段的时机已经成熟”，〔6 〕强调“密切的贸易关系……能够使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沿着我们所期望的目标前进，促进世界和平”。〔7〕而到了70年代， 约翰逊的这种思想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并被付诸实施。基辛格曾声明：“久而久之，贸易和投资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苏联制度的自给自足倾向，促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地联系起来，和造成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从而对政治平衡增加一个稳定因素。”〔8〕“我们把它（美苏经济关系--作者注）当作一种工具， 来推动人们（苏联--作者注）实行比较温和的外交政策或加强其温和的方针，并奖励负责的国际行为，”〔9〕尼克松更为明确地指出， 虽然只凭这种经济上的关系并不能防止美苏间的对抗和竞争，但是“当苏联人企图在国际上从事冒险的时候，他们至少总得把这些关系列入总的损益表上权衡一下”。〔10〕这意味着，扩大对苏经济关系，苏联对美的经济依赖愈深，美苏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促进美苏经济关系，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还会增加美国的安全。对于以尼克松、基辛格为代表的这种经济外交思想，沃伦·纳特在他的《基辛格的总构想》一书中作了清晰的阐述：“应该让苏联这个处在驯良过程中的不守规矩的国家看到，可以从最终形成的关系网中获得很大好处，应该利用它担心失去这种好处的心理，诱导它按照大家同意的国际行为准则行事。”〔11〕看来，美国的意图在于以经济关系作为实现其全球目标的有力武器。
    诱导式经济外交利用经济关系和作为牵制苏联政策的工具，并非仅仅以鼓励的方式进行，在对苏“诱导”的同时，也施加一些压力。尼克松曾强调：“贸易应跟随政治的进步，而不是领先于它。”〔12〕最能反映美国对苏诱导式经济外交实质的代表性事例如下：
    其一，将苏联对北越的态度与扩大对苏贸易连在一起。当基辛格赴莫斯科为1972年的最高级会谈作最后安排时，尼克松指示他说：“把越南战争问题放在首位。在苏联人自己明确地保证愿意帮助结束这场战争以前，拒绝讨论他们想要讨论的任何问题，特别是他们那么渴望要讨论的贸易协定问题。”〔13〕可见，苏联若想同美国达成贸易协定，首先必须在越南问题上作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