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通过制裁，加剧苏联国内经济困境，削弱他们维持强大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迫使苏联在军用开支与民用开支之间作出比较艰难的选择。美国政府强调：“即使西方不采取任何行动加剧苏联在大炮与黄油问题上陷入困境，也不应当缓和这种困境。”〔21〕
    再次，通过制裁，截断对苏联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物资与技术出口。国防部部长温伯格强调说：“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系统的努力以从西方获取先进技术，其目的在于加强苏联军事力量。”〔22〕因此，经济制裁，尤其是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迟滞苏联的技术发展，从而削弱它的军事力量。
    最后，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也是美国限制西欧、日本发展与苏联经济关系的手段之一。70年代以来，西欧、日本与苏联及东欧的经济关系获得长足发展，例如，“法国、德国与意大利机器出口的20%-30%被运往经互会国家”，〔23〕这无疑极不利于美国对苏经济武器的运用，美国人对此非常不满。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日之间在经贸问题上产生一系列严重摩擦，因此，美国力图通过制裁苏联，也向西欧、日本施压，以巩固自身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
    高压式经济外交的经济制裁手段给苏联在粮食、科技、信贷等方面造成不小的压力，使本来就比较脆弱的苏联经济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但它却无法从根本上压垮苏联。经济制裁后，苏联并未从阿富汗撤军，而西方盟国内部却日趋分裂。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便要求西方盟国共同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然而，西欧不但不响应美国的做法，反而同苏联增加了贸易。1980年，联邦德国同苏联的贸易额扩大37%，达到89亿美元，法国同苏联贸易增加44%，达58亿美元。美国对此极为不满，双方在天然气管道设备问题上爆发了激烈争吵。1981年，西欧决定向苏联提供上述设备，并提供贷款，以换取苏联天然气。美国认为这将增强西欧对苏的依赖程度，坚决反对，遭到西欧拒绝。为此，1982年6月18日，美国单方面宣布扩大制裁范围， 将制裁矛头对准了某些西欧公司，这一决定严重损害了西欧的利益，大大激怒了他们，纷纷采取行动抗议美国的行径。法国公然无视美国禁令，命令某公司向苏联提交三台天然气压气机；甚至“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这位同里根哲学思想一致的盟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指责美国的政策。在就里根对英国公司的制裁发生争执的高潮时刻，她说：‘我们感到被一个朋友深深伤害了。’”〔24〕可见，经济制裁使盟国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高压式经济外交在截断流向苏联的先进技术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很明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技术扩散趋势的不可逆转。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科学技术方面杰出的领先地位，1948年“美国获得的专利几乎是所有其他国家的20倍”，〔25〕这使美国在当时可垄断出口控制政策。而到了80年代，西欧、日本的技术力量日益增强，在1988年，“美国获得的专利只是其他国家的一倍和一倍半”。〔26〕这使美国对苏技术控制受到严峻挑战。苏联往往可以避开美国的控制，从其他国家得到类似技术。因而，对苏严厉的出口控制不仅未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反而让其他国家抢走了美国的技术市场。
    此外，高压式经济外交也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仅粮食禁运而言，资料表明：“1980年至1981年的谷物禁运使美国损失了大约115 亿美元，310000个工作，31亿美元的个人收入……”〔27〕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高压式经济外交的局限性与不良后果，开始重新调整对苏经济政策，从而将对苏外交中经济武器的运用推进到一个更为成熟，也更具威胁性的阶段--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阶段。
    三、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阶段（里根第二任期至苏联解体：1985年至1991年）
    从高压式经济外交到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是在美苏从对抗走向对话，双方关系再次缓和的基础上实现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提出了“新思维”，就苏联对外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他强调核时代苏美必须相互依存，主张苏美对话，减少对抗，尤其热衷于发展美苏经济关系。与此同时，里根的扩充军备政策与国内财政困难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摆脱这种困境，对苏缓和也成为美国的自身需要。然而，美国更希望乘苏联改革之机，利用缓和，促苏演变。曾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则露骨地指出：“整个苏联体制正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我们应当同他们交往，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鼓励他们走上正确道路。”〔28〕显然，美国企图引导苏联重新回到西方怀抱。所以，在对苏联施加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它还运用经济武器，对苏推行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
    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不仅仅是美国适应新形势，改变对苏策略的反映，也是美国政府对诱导式经济外交和高压式经济外交进行反思的结果。鉴于高压式经济外交所带来的不良后果，1988年1月，里根明确提出， 美国对外政策将“少使用经济制裁措施”。〔29〕与此同时，从70年代诱导式经济外交未能软化苏联政策的教训出发，美国政府又认为，盲目发展与苏经济关系，希望以此换取苏联克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而强调：“我们决不应使自己一心一意去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致对破坏稳定关系基础的行径视而不见。”〔30〕总之，自里根第二任期开始，使用诱压相结合的经济外交成为这一时期经济武器在对苏外交中运用的一大特色。
    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在对苏经济政策上的反映，则是经济关系的不断松动：延长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举行副部长级贸易会谈；重组美苏商业委员会……到1989年，美苏双方贸易额增至5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