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与斯巴达进行了长达30 年之久的争战后终于投降，高大的城墙被夷为平地。随着希腊同胞成为胜利者之后到来的是异族统治者。雅典的繁盛时代结束了，然而希腊人在繁荣时期形成的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和好学不倦的探索热情并没有随着城墙和舰只一起消灭。相反，雅典政治的民主传统和希腊学者的科学精神却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变得更加辉煌。就在第二年，远在东方的中国，周威烈王承认了韩、赵、魏三家分晋，从此宣告了一个社会与文化繁荣兴盛的战国时代的开始。然而，中国文化的历程既有过它辉煌的业绩，也经受了令人深思的反复和曲折。当人们审视东西方文化的现状时，不能不回顾它所经历的过去。只有当我们从各自文化的渊源中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之后，才能从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更好地探索它们的未来。
    当我们放眼东西方早期文化时，不能不首先注意到它们是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在西方文明代表的希腊，这个半岛的大部分都是崎岖不平的土地，不到全国1/3 的低地为沿海平原和许多小块的山地盆地，这些小平原有助于形成独立的政治单位。所以古代希腊的城邦都非常小，许多城邦的城市公民人口只有几千人，多的也常常只有几万人（亚里士多德曾说：一个城邦有10万公民就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象雅典盛世人口达到25万，那是非常少有的）。城邦作为希腊政治实体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已经不再是按宗法制组成的社会组织了。经过了梭伦改革尤其是克利斯托尼的重大改革后，按地区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打乱了原有的氏族部落，500 人的议事会和陪审团以及执政官的选举，使得希腊城邦走向了直接民主的政治道路。加之城邦国家进行频繁的海外贸易，发达的城市商品经济更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再从外部看，由于地中海沿岸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在希腊文明初期甚至更早的时代就产生了高度发展的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这就使希腊人一开始就可以从异族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从而避免了文化独尊的自负。早期的许多希腊学者都到过本土以外的广大地区：泰利斯、毕达戈拉斯不仅到过埃及，还对金字塔所在的异国风情作过记录，希罗多德到过埃及、腓尼基、叙利亚等地，柏拉图也曾到过意大利和埃及，亚里士多德去过小亚细亚及马其顿。因此，阿里斯托芬能用“我们是一群环围着池塘的青蛙”来比喻爱琴海上的各种文化。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希腊学者明确意识到各自民族都有短长。希罗多德就曾明确反对轻视异族文化的观点。希腊人虽然都以自己创造的灿烂文化而自豪，但希腊贤哲却并不认为只有本国的文化习俗才是自然的。〔1〕
    不幸的是，中国早期的文化却是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由于高山大海的阻隔，早期华夏文明一开始就在一个自足的文化圈内形成。希腊学者很早就知道埃及与两河流域的文明，并从异域文化吸取营养（希罗多德曾提到梭伦从埃及人那里学到法律， 并施于国人〔2〕，荷马称赞过埃塞俄比亚人的虔诚，阿尔巴亚人的正直）。而中国早期的学者则完全意识不到世界上还有多种文化实体存在的事实。除了个别神话史料中我们隐约可以窥见一些外部文明的信息外，古代中国典籍中全然不存在与华夏文明不同的异源文化观念。因此华夏先民认为自己所在的土地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天下”就是“九州”分野之内的华夏人与这一分野之外的“夷狄”所组成。直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仍说：“夏者，中国之人也。”这正是华夏自我中心思想的反映。因此中央之国的先进礼乐教化也就只能单向地由内向外辐射传播。孔子甚至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样，中国古代文化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盲目自大的文化中心主义，初期文化的这一特征一开始就种下了后世注定要尝到的苦果。
    再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早期中国的宗法制一直占据社会主导地位。这种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发展出的就是仁义礼乐为核心的伦理文化。著名学者汤炳正先生在《试论先秦文化思想的“内向”特征》中曾精辟指出：中国早期文化有一个由“外向”向“内向”的转化。儒家自不必言，即如法家虽重耕战讲实用，但《管子》仍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它诸子学派也有这种注重政治伦理的倾向。而在古代希腊，情况就大不一样。恩格斯曾说：“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3 〕梭伦改革规定在政治权利方面以财产标准代替血缘标准，克利斯托尼则提出按地区而不是按氏族来建立社会的基层组织，并规定雅典官员抽签任命或举手表决，执政官不得连任，其“贝壳放逐法”更给予公民监督执政者的巨大权力。恩格斯由此总结道：“现在已经大体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另一方面，希腊城邦彼此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他们虽然也不时结成各种同盟，但从未形成一个有权管理全希腊的最高权力或统一国家。这与中国商周时期的政治结构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政治上形成了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加之与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结合，就形成了家国一体的观念。《孟子》就明确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样，从大一统国家到每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家庭，都充斥着一种严格的等级观念。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无疑对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力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正是在这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东西方早期文化一开始就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城邦的民主政治和古希腊人自由活泼的理智探索热情使其文化具有一种纯粹的理性思辨兴趣。在古希腊语中，“哲学”的最初意义就是“爱知识”。本来许多著名学者在血缘政治关系方面都与当权人物有密切关系：柏拉图的父母家系都是伯利克利特时代雅典最出名的望族之一。父方家系可以推到古老的帝系，母方家世更为有名，其曾祖父德罗皮德是雅典大行政官梭伦的“朋友兼亲戚”〔4〕。 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王国宫廷医生的儿子、雅典总督安提帕特的密友、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但他一生从未参与政治。正如柏拉图所深信的那样：“他的最高幸福是在对真理宁静沉思的生活里找到，而不是通过追求权势来取得。”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他又说：“古今人们开始爱智慧都是出于惊异”，“关于日月星辰的现象的宇宙创生的问题感到困惑惊异的人，想到自己的无知……为了摆脱无知，他们就接受智慧。因此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求知而追求学术，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知识。”阿拉克里翁的诗写道：“自然赋予牛以犄角，赋予马以四蹄，赋予野免以速度，而赋予人以思想。”当克雷翁称赞毕达哥拉斯的天才与雄辩时，毕达哥拉斯回答说：“我不是什么技艺大师，只是一个爱智慧的人。”德谟克拉特有句名言：“我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王位。”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理性不仅给人以自主，而且也使人自足：“甚至当人不再拥有任何物质时，他也不在乎，因为他还有比物质更丰富的东西。”正是由于希腊人不依赖于别的启示，而寻求具有独立价值的真理，才把哲学和科学培育成独立的文化领域，并产生出群星灿烂般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