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间在赔偿问题上的对立，只是战后两个政治大国间展开冷战的表现之一。早在对德国战后处理问题上，美英等国便与苏联出现严重分歧。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时发表了“事前无疑得到杜鲁门总统支持”〔14〕的“铁幕演说”，影射苏联实行警察专制。 进入1947年后，由于美国推出对共产主义实行“封锁”的杜鲁门主义，实施援助欧洲、旨在抵御共产主义浸透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封锁柏林，美苏冷战已由唇枪舌战变为箭拔弩张。与此同时，中国内战爆发后革命势力的迅速增长及日本国内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亦使美国政府坐卧不安。而在美国国内，在野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抨击政府对共产主义抵制不力，对日占领加重了美国公民的负担，一时间，所谓“冷战理论”和“纳税者理论”甚嚣尘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逐步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其证据之一，就是出尔反尔，无视由自己提案并经远东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日本赔偿计划，单独行动，缓和日本的战争赔偿。
    1947年1月28日， 美陆军部将副部长斯特莱克为首的日本赔偿特别委员会派往日本，以“重新研究整体赔偿计划”。一个月后，该委员会便向美国陆军部及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递交了一份报告（即“第一次斯特莱克报告书”）。报告书从“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15〕的观点出发，建议彻底修改鲍莱赔偿计划，大幅度缓和日本赔偿。
    1947年4月3日，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已另有他图的美国政府，运用其手中掌握的对日占领“中间指令权”，单方面宣布立即实施30%赔偿计划（后述）。这一行动的公开理由，一方面是迫于多数索赔国的压力，一方面则是出于尽快解决赔偿问题以便放手让日本经济复兴，进而减轻美国的财政压力。实际情况则是，美国此时已抱定“不搞大规模赔偿”〔16〕的想法，部分实施赔偿计划，只是为了做出姿态，掩人耳目，暗地里却正在为进一步缓和赔偿做准备。
    果然，同年7月末，第二次斯特莱克赔偿调查团再赴日本， 但调查报告却秘而不宣，迟迟不予发表。1948年初，美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的长篇演说中，声称美国的对日占领目的已经实现，今后的目标是加快日本经济复兴，使其成为“对付今后远东可能发生的其他极权主义威胁的屏障”〔17〕。这表明美国的对日占领方针已经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已不需在日本赔偿问题上遮遮掩掩。1948年2月18日， 第二次斯特莱克报告书发表。报告书“从正面否定了鲍莱方案的基本原则”〔18〕，将日本赔偿计划规模一下降到原鲍莱赔偿计划的67%。
    但是，大大倒退的第二次斯特莱克赔偿计划仍不能满足美国的远东政策及对日政策的需要。1948年3月20日， 名义团长为民间人士琼斯顿、实际是以另一位美陆军部副部长道莱帕为首的使节团又被派往日本。5月18日，“琼斯顿报告书”发表， 由此日本赔偿计划再降至鲍莱方案的26%。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根据鲍莱的最终赔偿计划方案，日本的赔偿总额为24.7亿日元（1939年价格）， 第二次斯特莱克赔偿计划总额降至16.5亿日元，琼斯顿赔偿计划总额再降至6.6亿元〔19〕。 而由于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2月单方面下令停止“中间赔偿”， 日本的实际赔偿额比琼斯顿赔偿计划额还要少得多。
    勿须讳言，围绕日本赔偿问题，各索赔国间的分歧延缓了赔偿的进程。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两个大国的争夺。一个大国的自私行为和消极态度，影响了索赔谈判的进展；另一个大国实际掌握着对日索赔的主导权，但却同样不顾各索赔国的利益，出尔反尔，把缓和日本赔偿当作扶植日本复兴、对抗共产主义的一个砝码。结果，只有蒙受日本侵略巨大灾难的索赔国被剥夺了对日索赔的权利。
    四 赔偿与日本经济的复兴
    如前所述，从1946年初开始，对日占领当局分批指定赔偿工厂。 1947年4月，美国下令实施30%赔偿计划，其分配比率是，中国15%，菲律宾5%，荷属印度（印尼）5%，英属远东殖民地5%。
    1947年12月29日，第一艘载有赔偿物资的海康号船离开日本长浦湾开往中国。翌年1月，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发出第一批赔偿物资， 到1950年最后一艘赔偿船驶离日本为止， 共拆除运走日本的机械设备53946台，特种测量器械3198台，按1941年价格测算，约1.65亿日元。其中中国获得赔偿物为8935万日元，印度尼西亚1903万日元，菲律宾3132万日元，英属远东殖民地2546万日元〔20〕。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的实际赔偿额仅相当鲍莱最终赔偿计划的6.7%。
    与前述的千余家指定赔偿工厂的数字相对照，实际拆除并被用于赔偿的只有下述17家军工厂，即陆军仙台制作所，十条制造所，泷野川制造所，相模造兵厂，千种制造所，鹰来制造所，大阪造兵厂，播磨分析，白滨分所，香里分所；海军多贺城工厂，横须贺工厂，第一海军技术厂，丰川工厂，吴工厂，第二十一海军航空队，川棚工厂〔21〕。而在鲍莱赔偿计划和远东委员会日本赔偿决议中被指定为首批赔偿对象的财阀企业资产，在这次赔偿行动中却未损及毫毛。
    另一方面，就在实施拆除赔偿行动的同时，取消赔偿工厂指令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更多的指令赔偿工厂虽然暂时仍被定为赔偿对象而听候发落，但又被允许其开工生产。特别是在第二次斯特莱克报告书发表之后，这种逆措施的步伐明显加快。到1950年3月，共有385家指定赔偿工厂被列为和平产业，开始从事正常生产活动〔22〕。而在尚未解除赔偿指令的856家工厂中，647家照常生产，只有209家封锁待命〔23〕。据有关统计，这批仍在开工生产的待赔企业，在日本全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其部分待赔工厂产量在全国各产行业中的比重是，火力发电66.8，生铁55.3%，粗钢37.6%，轴承38.4%，织机30.7%，苛性苏打61.8%，盐酸56.1%，汽车32.4%〔24〕。解除部分工厂的赔偿指令并允许指定赔偿工厂开工生产，无疑对加快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这一问题的本身也证明， 美国及其对日占领当局在宣布实施30%赔偿计划之时，已经从心底否定了未来100%实施赔偿的初旨，进而又使30%临时赔偿计划也中途搁浅。
    1949年底到1951年初，随着东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愈加重视日本这颗“棋子”的作用，政治上积极准备对日媾和，军事上一再催促日本重整军备，经济上以“日美经济合作”为口号，一面把日本经济纳入美国的全球战备计划，一面把东南亚让给日本开发，至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美国的态度已完全变成“不赔偿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