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中，土地问题是中心问题。尽管欧美各国都按自己的条件，取不同的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如英国的“地产清除”，法国的小块拍卖，美国的出售“后备土地”，俄国、德国的赎买等等，但归纳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则不外乎有两种形式，或称两条道路：一种是旧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封建主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资产阶级化，用资产阶级的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的剥削手段，把封建地主经济逐渐调整为资产阶级一地主经济；另一种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资产阶级用暴力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建立起自由农民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经济。列宁“把这两条道路叫做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1 〕作为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典型形态之一的普鲁士道路，它是德意志国情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德意志民族勃兴的基础，有其历史正当性。
    （一）
    十七、十八世纪，古老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在资本主义洪流的冲击下，也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一发展是有其明显的特点的：（1 ）资本原始积累是在国家分崩离析的条件下进行。（2）资本主义关系是在农奴制加强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状况， 使德国资本主义的成长长期处于落后缓慢的状态，“使德国（1648年后--引者注）有一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2 〕从这个实际出发，人们在分析德意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就可以看到：
    第一、德意志资产阶级没有条件，也没有勇气用民主的手段去完成德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改造。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激进的资产者敢于为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进而实现资产阶级彻底的“土地解放”。但，这种取革命手段解决封建地土占有制的方式是有条件的。其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力量是强大的，政治上革命要求是强烈的，并已认识到除非铲除封建基础，资本主义就无发展的可能。其二，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来说，资产者还敢于联合无产阶级，而无产者也尚处于追随资产者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战的阶段。其三，土地占有制带有浓厚的、纯粹的封建色彩，即使没有普遍出现资本主义化的倾向，资产阶级自己还没有土地，对土地这私有财产的冲击尚不致于危及资产者的私产。在德国，“出世得太迟了”的资产阶级，早已丧失它抖起这种勇气的客观条件了。它十分软弱而又先天不足，同英法比较，相差甚远。1816年，全德十二个大城市总人口只有七十五万，等于巴黎同一时期的人口数。最大城市柏林仅十九万七千人，汉堡（连郊区在内）十万人，来比锡三万八千人。〔3〕时至十九世纪中期， 英法已在普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完成或正在完成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而德却才起步。德国的煤产量是七百万吨，生铁二十万吨，棉花消耗量四百六十万英磅，而英国则分别为七千九百万吨，二百二十万吨和近六千万英磅。〔4 〕这状况使德国迟迟难以形成一支与封建权势抗衡的统一政治力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在法国从十八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十九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5〕并且，当它走上政治舞台时， 历史已把这个社会的另一对矛盾摆到它的面前了。它想利用人民的革命力量解除封建束缚，又害怕革命人民会把矛头转向自己。法国大革命中工农群众的积极干预，里昂工人的“进行自己的革命”，西里西亚织工的独立发动，这些都使它惊恐地看到：站在背后的巨人比横在前面的僵尸危险万分。还有，随着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进行，资产阶级的投资土地，也使德国资产阶级更醉心于改良的道路。因为在它看来对某一种私有制形式的冲击，同样对其他私有制形式也是很危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经济地位和它所面临的那种阶级关系，使它不可能也不敢像早期资产阶级那样，诉诸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去进行资本主义的农业变革。
    第二，德国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到足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彻底的土地解放”的程度。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微弱。整个德意志邦联三千五百万人，农村人口为二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占全国人口比例很小的工人队伍中，又是以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工人居多。全德工业最发达的普鲁士，一千一百七十多万人中中，手工业工人有三百万，工厂工人仅二百五十万〔6 〕拥有数百或上千工人的大企业更是凤毛麟角。这状况直至国家统一初期仍无多大改变。1875年，在纺织业各部门工作的工人五十三万多人，其中实际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为三十二万人。〔7〕1831年， 全普鲁士二十五万二千架织布机，仅有三万五千五百架属完全依靠织布为生的织工所有，其余的或以农业作为副业供自己使用，或属于一些本来是织工但也耕种土地的人所有。〔8〕工业的这种同土地的密切联系， 使得它牢牢地保持着宗法关系的残余。以麻织业著称、工业中心之一的西里西亚，“自由的织工是少见的；织工的绝大多数是庄园主的臣民并且必须交纳织工捐和承担封建赋税和封建义务。”〔9〕同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 国家的分裂，封建统治的强化，也使德国工人难以形成统一的组织。从三十年代的“被剥夺保护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到六十年代普遍出现的各种协会，不是属于密谋性的组织，就是一般的工人团体，谈不上是能起核心作用的政治组织。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无论是沙佩尔、鲍威尔、魏特林，还是倍倍尔、李克卜内西，都还不是真正的或成熟了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在工人中传播和灌输正确的理论。
    第三，欧洲大国对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阻遏和对德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破坏，使德国农业资本主义取革命改造的手段增加了一层困难。这个沟通东方与西欧、地中海与北海、波罗的海要道的中欧大国，一向是列强觊觎的战略要地；这个土地肥沃、河网密布、气候适宜、盛产作物的农业国，一向是列强垂涎的粮仓；这个分崩离析的古老帝国中，一个个以牺牲民族利益为生存条件的大小邦国，一向是列强争霸欧洲的仆从。没有独立的外交，没有统一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使德意志在解决国内的重大问题时，无不受抑于外部的条件，仰息于列强的态度。走自下而上的道路解决土地问题，对德意志来说，这意味着进行一场结束封建分裂割据的革命；对列强来说，这意味着欧洲强国的崛起，失去了一头挤压不尽的德意志“奶牛”，这自然是为它们所不容的。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东面的俄国，西面的法国，北面的英国，无不对德国革命抱敌视的态度。伟大的农民战争时是如此，十八世纪末的南德革命时是如此，1848年三月革命时它们更是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干预。特别是沙俄，一直是充当镇压德国革命的欧洲宪兵的角色。所以，德意志的农业资本主义改造，不能取激进的革命方式而是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即由容克地主偃旗息鼓地缓慢进行，外来的压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变革的年代，尤其是在封建势力十分顽固的情况下，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彻底的农民方式”，即“用革命手段铲除和消灭这种地产”。〔10〕无数的德国志士仁人曾为之血洒疆场，前赴后继。闵采尔揭竿而起，福斯特的美因兹共和国，1848年维也纳、柏林三月烽火，均可看作为“用革命手段”铲除封建关系的尝试，但都一一失败了。究其原因就是德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化，虽也存在自下而上民主改造的可能性，却缺乏使之实现的现实条件，终于走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