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促进了全德农业生产大规模发展，加速了农业经营中工业化的进程，成了德意志经济起飞的基础。由于解放农民是在保护容克利益的前提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加上农民缴赎金多以土地抵债，因此，整个十九世纪地主占有制这一土地结构非但没有改变，而且大大加强，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据统计，改革使易北河以东的农民几乎丧失了一百万公顷的土地，有二万一千--二万四千农民消失掉。〔35〕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占全国农户总数28.6%的地主和大中农户，拥有耕地面积91%，〔36〕到本世纪末，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所有者掌握全德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二百公顷以上的掌握五分之一，五百公顷以上的掌握十分之一。〔37〕这状况使轮耕法、农业教育、农业化学、农业合理管理以及使用农机得以广泛实施。仅改裸麦地、大麦地、休耕地古老的三圃制为各种作物杂然纷陈的轮耕制，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就使耕地面积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公顷。〔38〕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业上的机械化水平还很低，平均每公顷土地年需铁仅四-八公斤。1850年拉·扎克创造了第一架钢犁，不过十几年光景，便出现了“拥有蒸汽机的大农业占有优势。”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有近一千二百家农机厂，拥有工人二万三千人，“先进的德国农场无一例外都拥有收割机、条播机、撒肥机、打谷机。”1846年按照“农业化学之父”李比希的理论，德国建立了第一家化肥厂。到十九世纪下半期，农业中使用化肥已很普及了，磷酸盐的消耗量1882年是五千吨，1886年达十三万吨。作为化肥原料的钾盐的开采量更是大幅度的增长。1861年是二千三百吨，1870年二十九万吨，1870年一百二十多万吨。〔39〕所以克拉潘指出：“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后，德国在农业和林业方面差不多已赶上欧洲其他国家，在农业化学方面，它显然占领先地位。”〔40〕德国的农业产量因此而迅速增长。1800-1860年，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45%。〔41〕1850-1870年，小麦平均每公顷增长20%-25%，〔42〕总产量从五十万公石增至二百六十万公石。〔4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年，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等谷物总产量由一千四百多万吨增至二千五百多万吨，〔44〕整个农业生产增长了30%。〔45〕农作物的增产又直接推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甜菜制糖业和马铃薯酿酒成为德国的两大经济支柱。容克在庄园内设立工场，特别是酿酒厂，“几乎每个大农庄都把谷物和马铃薯产量的相当部分用于烧酒贸易。”〔46〕马铃薯烧酒畅销世界市场而成为普鲁士商品的代表。
    新生产工具和新耕作技术的采用，农牧产量的增长及农产品工业的兴盛，表明着德意志的农业生产力就是沿着这条普鲁士式道路向前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恰恰就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47〕七十年代后，德意志帝国不断发展为强大的工业国正是在此基础上起步的。
    它加速了德意志工业革命的进程，为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首先，大幅度增长的农业产量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和工业原料。1880年-1900年，德国的人口从四千五百三十万人增长到五千六百四十万人，同一时期谷物产量从一千四百九十多万吨增加为二千二百三十六万多吨，〔48〕能满足国内对黑麦需求量的92.6%，小麦的73.7%。〔49〕其次，容克把大量的“解放”赎金投放于工矿和交通运输，为发展工业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德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实际上是在严重缺乏外部因素的情况下，由容克利用“封建外壳”的保护自上而下地改革、强使生产者与产资料分离来进行的。在“解放农民”的整个过程中，容克共获得了三亿塔勒以上的补偿。〔50〕德意志的经济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流入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这一巨额资金，无疑是一次大输血。此外，农民赎取了人身自由权，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十九世纪中期，调整已基本完成，84%的农户和94%的车马役、72%手工役已“偿还”，到十九世纪末，有二百五十万负有服役和纳税义务的农户偿清了义务，脱离了领主的封建从属关系。破了产的小农或因偿清封建义务而丧失土地的农民纷纷把自己连同家属抛向劳动力市场。1913年，全德六千七百万人口中工人约占46%。在矿山、工厂的工人增长了三倍，即从1852年的近三百八十万增至1913年的一千一百五十万。〔51〕特别应指出的是，大批农民的“解放”，使十九世纪晚期德国正在勃兴的电力、炼钢、机器制造、化工等大型企业得以源源不断地扩展和补充劳动力。1882年，在大企业的工人是一百六十万，中企业为一百四十万，小企业四百三十万。1895年，大中小企业则分别为三百万、二百五十万和四百八十万。〔52〕最后，改革极大地加强了容克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为德国工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权力保证。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发展呈跳跃性的状态，它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电气、化工、钢铁等新兴工业。这种企业规模大，资本有机构成高，仅由容克和资产阶级私人自筹资金、自行创办是难以做到的，加上底子薄，市场狭，使它一走上世界市场竞争舞台就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工业萧条，价格跌落，更使微弱的德国工业难以在国际上立足。这些难题都由于有了容克国家政权的卵翼而顺利解决。诸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排除外来商品竞争，帮助本国工业资本控制国内市场，给予高利润的军事订货，实行出口津贴以增强对外竞争能力，制定专门法律以保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等等。所有这些，使德国以迅猛的势头步入工业强国的行列，以优势的力量同其他资本主义工业国角逐于国际市场。德国的工业资本二十世纪初是十九世纪中的十倍，即从六十亿马克增至六百亿马克。〔53〕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六十年代2.7%，七十年代4.1%，八十年代6.4%。〔54〕新兴工业遥遥领先。由是，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显著改变。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英法的比重分别从32%和10%下降为18%和9%，德国则从13%上升为16%，〔55 〕二十世纪初跃居欧洲之冠。
    总之，这条在德意志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普鲁士道路，对德国历史的发展是起着明显的积极作用的。德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正是由农业变革达到工业变革，进而完成政治变革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把十九世纪初年开始的农业改革称为德国近代史的开端是顺理成章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对革命和改革的评估，有失偏颇，即扬革命，抑改革。反映在教材体系上则是重革命，轻改革。一部世界近代史往往被几次革命事件占去大部份篇幅，有的几乎把近代第一期的历史写成资产阶级革命史。应该承认，人类社会在实现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表现为暴力行动的政治大革命确曾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转变方式，并不适应于所有的国度，也不贯穿于近代史的始终。在近代史的中后期，多数国家走的是改良改革的道路。就是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的英法等国，大风暴之后应如何调整、完善、巩固自己的资本主义体系，也显示出革命并非“万能”，不能取代改革。法国依然奉行不断革命的法则，继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亡之后，又爆发了1830年7 月革命、1848年2月革命、1870年9月革命，每隔十几年就进行一次。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结果怎样呢？英国很快上升为工业强国，法国长期停滞不前。这种现象发人深思。该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改革的社会功能？拙见以为，（一）改革是更显示出经济力的作用，社会矛盾首先在经济领域里表现得十分充分，非改不可，非改则垮，它没有任何偶然的、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因而是水到渠成，基础较牢，一般地说，成功了的改革逆转是少见的。（二）改革是一种渐变，顺序渐进、由此及彼、步步深入，因而是同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所能承受的，这里不存在超越时代的壮举（如法国的“九三年”），也无需在大动乱之后调整冒进、缩回超越的一步。（三）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是统治阶级的自我扬弃，弊端何处，出路安在，都能有较明显的判断和选择，并且还能更有效地协调社会的各种关系，因而可以较充分地解放社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它的潜力很大，后劲很足。过去人们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时，过多地强调革命的显功能（何况，也不容排斥仍有“负功能”），而忽略改革的正功能、潜功能。这是不恰当的。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本世纪社会学、特别是发展社会学在有关社会变迁与社会进化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