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德国的地主阶级审时度势，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下，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容克庄园，逐渐改变封建土地关系，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是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和时代的根源的。
    首先，农奴制复辟为容克经营资本主义大地产大开方便之门。德国的农奴制虽早已在十三世纪时被废除，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失败后，却于十六世纪中期死灰复燃。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后，易北河以东农奴制复辟到达了顶峰，以致于这里的“自由农民正如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11〕所谓“普鲁士道路”恰恰就是首先在普鲁士的这个地区盛行和发展起来的。在农奴制复辟的时候，易北河以东的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的容克地主趁机剥夺农民，发展领主庄园，把古老的农奴制经济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融为一体。在这种庄园经济中，土地高度集中，容克大地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种土地结构即使是进入大规模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十九世纪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十九世纪中期，普鲁士在总共九千一百多万摩尔根地产中，占总农户数的1.6%的大土地所有者（一般拥有六百摩尔根以上土地）占有了四千五百多万摩尔根。其中一万二千多个骑士地主（容克）占有了二千八百万摩尔根。〔12〕在这种庄园经济中，农民被变成只领有一间茅屋和一小块菜园的农奴式雇农，农民与地主的从属关系仍然保留，经济组织采取的是雇佣劳动与徭役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容克据此实行超经济的剥削，如1848年在俾斯麦的克尼福夫庄园干活的雇工，所得的实物和工资是少得可怜的。夏天男工是四个格罗申，女工三个格罗申，冬天各减一个格罗申。每年男工要做一百五十六天，女工要做二十六天无偿劳动。〔13〕在这种庄园经济中，容克经营商品性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甜菜制糖和马铃薯酿酒，以适应西欧日益发展着的工业对农产品的需求，使靠劳役地租获得的农产品从为了消费的自然实物变成为市场交换的商品，而这种经营又是在一大堆封建特权的保护下进行的，领主靠着领地警察权、领土裁制权、教会保护权等发展庄园的商品经济和工业生产。由上可见，正当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把德国迅速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时候，德国正赶上国内农奴制复辟的加强，这使它在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解决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土地集中、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无须象英国那样进行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再大量雇佣农业工人（主要是通过血腥立法来满足大农场经营的劳动力之需），而是由地主在原先的土地上，剥夺农民，强使农民进行农奴式的雇佣劳动，经营资本主义式的大地产。
    其次，在德意志农村中，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地区，传统的经济组织村社土地制度的存在，使“排除农民的事情变得相当容易”。〔14〕为便于说明问题，不妨同英美作个比较。英国中世纪的土地关系是所谓“开放耕地制”。那里早已出现了大批的自耕农（公簿持有农和自由租地农）。居民的村庄座落在耕地、牧地和公地围绕的中央区域，大的村落五十家，小的十家。耕地划为一英亩、半英亩的狭长地带，采用三圃制（冬作、夏作和休耕）。各土地保有者，依世袭租佃权的大小在土地上耕作。为避免因地质、地位不同产生的纠纷，各人的耕地、领主与农民的耕地是犬牙交错在一起的。下种和收获的时间，乃至作物的种类和管理，都得协同一致。这种地土关系和土地结构，在“羊蹄可以把泥土变成黄金”的刺激下，使英国在进行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改造时，采取“地产清除”的形式，即“完全不顾定居的居民，把他们赶走；完全不顾原有的乡村，把这些乡村化为平地；完全不顾农业建筑物，把它们全部拆毁；完全不顾原有的农业种类，一下子把它们改变过来，比如，把耕地变成了牧场，总之，根本不采用那些传统的生产条件，而是在历史上按一定形式创造了这种条件，使之在每一场合都符合最有利地运用资本的要求。”〔15〕这就是说，英国的“开放耕地制”促使资产阶级的土地变革不可能造成一个自由农民的自由土地制，而是彻底剥夺农民；不是仍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是使农民的自由化和无产化相伴而行。美国没有一个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垦殖地，这就使得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可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好的、可以设想的土地制度”--“土地国有化”，〔16〕即把这些大量的“后备土地”，国家按名义价格分给农民，使土地私有完全在新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在德国易北河以东，土地占有形式是由村社土地的传统关系来决定的。此处原先是德意志的军事采邑领地，骑士领主多为征服者的后裔，世代相传对其领地内的村社马尔克进行严密的控制。中世纪下半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征服了厄尔士山脉和理森山脉以北的地区勃兰登堡。为了永远控制之，帝国皇帝将它分赐给参与征服的骑士男爵（领地称为“骑士封土”Ritter Gutsbestizer）。 这些“新主人”〔17〕把领地分为若干村庄耕地（即“村社马尔克Feldmarken），每个耕地又分成许多份地，称“胡菲”（Hof），每个“胡菲”带有一个院子和菜园宅地。原先这里的斯拉夫人或新迁移于此的人对“新主人”承负了代役租和工役的义务便是“胡菲”的世袭拥有者。“所有这些人，在典型的东部庄园中都是奴隶式的。……在这样一个村社中，所有的人都服从庄园主的管辖，他们生活在一种‘继承性的隶属关系’的状态中。所有的人都束缚在土地上。”〔18〕领主可随便支配农民的土地，也可控制农民自身，而且由于王权的微弱，使村社马尔克又日甚一日地依赖于领主的保护，特别牢固地保持着封建的从属关系。因此，德国既没有象英国那样进行“地产清除”，造成农民自由化和无产化并行的必要性，又缺乏象美国那样大批拍卖土地，造成农民自由土地的可能性。德国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的资产阶级改造，采取以容克为中心的改良方式来进行，村社马尔克这样的经济组织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的。
    再次，中世纪末期德意志东西部市场关系的变化也是形成容克庄园经济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新航路的发现，欧洲商业活动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德意志易北河以东逐渐丧失其经济的重要性，靠近法、荷、英的西部和西南部则获得较快的发展，都市纷纷兴起。这就形成德意志东西部市场关系上的差异，并由此引起土地关系上的差异。西部和西南部，城市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农民可就近出售作物，农业商品率高，土地价值高，于是庄园领主就实行分散的土地所有制，由农民租种土地，即所谓地租庄园制（Renten Grundherrschaft），把农民作为地租源泉。在这里土地结构如同英国圈地前的情景一样。田地划成许多长方形的地段，称“格万”（Gewann），“格万”再分为习惯的小长条。耕者的保有地是由散在所有三圃地中的许多细长条组成的。因此完全可以看到，“支配德国西部农村生活的，是密集的村庄，分散的农民保有地”〔19〕，大地产是相当稀少的。在东部，都市不发达〔20〕，市场狭隘，农产品不能就近消化，必须远销英、荷，而西欧各国对此处的粮食需要却是大宗的，加上由于“价格革命”，西欧粮价大大高于易北河以东，领主目睹农业商品经济有利可图，为了垄断粮食出口，便在封建关系的庇护下，亲自经营大地产。于是，那里便盛行着大规模的领地经济，容克一般亲自经营一个拥有二千英亩的庄园。这种领地庄园制（Gutsharrschaft）是把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源泉。东西部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土地结构的差异，到了实行农业资本主义变革时，很自然地就按各自原先的模式发展。西部发展为自由农土地制，东部发展为容克庄园制。在农业改革的十九世纪上半叶，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产“几乎都掌握在大地主自己手中。”〔21〕在普鲁士，二百公顷以上的大地产占了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在波森和波美拉尼亚则占了二分之一，〔22〕在梅克伦堡甚至达到百分之六十。西部的符腾堡、巴伐利亚、巴登，这种大地产仅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三。巴伐利亚有一半的土地属于拥有十二--五十英亩的中农。〔23〕伴随这种地地关系而来的就是东部农民的无产化和雇工化，即成为农奴式的雇工。“同东部德国相反，西部德国没有形成一个实际意义的农业工人阶层，作为农业雇工的工作并不成为维持生计的职业，而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补充。”〔24〕所以说（顺便附加几笔），在实行农业资本主义变革时，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走了普鲁士道路，西部、西南部就颇大程度上存在着法国式（实质上是美国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