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德国容克地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们都有亲自经营农业的传统习惯。这与英法地主是迥然相异的。克拉潘曾把英法德的贵族作这样的对比：“旧制度下的法国领主从来没有多少耕者的气息。十八世纪英国的‘宗教地主’把小农的土地收买得精光，把田地一块一块地合并起来。……但他把所继承（或购入）的大部分土地租与资本主义农业家这一新兴的阶级。在德国东部，容克变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耕者。”〔25〕德国的经济学家海因茨·卡姆尼策也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普鲁士大地主坐镇庄园，并（与法国的大地主相反）参与经济管理”，他们把农业“从自给的手段发展成金钱收入的来源。”〔26〕这里且以出身容克世家的俾斯麦为例。从二十四岁起，他就先后独立经营过波美拉尼亚庄园、雪恩豪森庄园、法尔辛庄园以及以后他告退归宿的弗里德里士鲁庄园。对庄园的事务，俾斯麦都是事必躬亲。正是德国容克有此不脱产的“务实”的传统习惯，使他们对市场动态的供求，经济效益的高低，经营形式的优劣就有了亲身的感受，因而较能接受新时期的生产与交换形式。
    最后，欧洲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以及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了容克资产阶级化以强有力的推动。在法国革命的激发下，工农暴动遍及莱因区、萨克林和西里西亚，大有酿成伟大的农民战争再版之势。革命民主主义者空前活跃，格尔奥格·福斯特领导成立的美因茨共和国，在德意志上空第一次飘扬着民主旗帜，“自由地生，自由地死”的口号响遍全德大地；在拿破仑战争的扫荡下，一大批德意志中小邦国被取消，莱因河左岸封建农奴制被废弃，拿破仑法典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立法被强行实施，资本主义关系获得了发展的条件；在资本主义法国凯歌行进的强烈的对比下，德意志的封建农奴制度国家呈现了明显的腐朽无能。奥斯特利茨的惨败，维也纳、柏林的沦陷，提尔西特屈辱条约的签订，使一部分头脑清醒的容克看到了不对新的资产阶级关系和时代要求作让步，依然故我地统治下去，非但无望摧垮法国的力量，而且也难于挽回容克经济的崩溃。于是，一系列资产阶级运动性质的改革发生了：1804年《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敕令，1811年《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敕令，允许农民在缴付赎金的条件下，脱离与地主的从属关系，有权拥有和支配土地，解除贡赋和劳役等封建义务。1850年普鲁士进一步实行《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这些，使农民不同程度地解脱了封建束缚，容克获得了经营资本主义农场的地土和资金，容克庄园经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德意志农业的资产阶级改造，保留容克地主的土地占有，把中世纪的土地关系调整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这是德意志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鲁士式道路在德国的推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完成重大的变革，所取的手段和所走的道路，只能是取决于它的客观的、既定的条件，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为之设想一条“理想”的道路，更不能因此而予以全面否定。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7〕
    （三）
    易北河以东地区普鲁士的“解放农民”正式开始于十九世纪初施泰因、哈登堡改革，1848年革命加速了改革进程，1850年的“调整法”使改革达到高潮，六十年代中“农民的解放”在法律方面基本完成，到七十年代初普鲁士道路在德意志大部份农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德意志的农业资本主义循着这条道路发展，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产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瓦解了封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德意志的社会经济性质，是德国从封建制度和平长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改革后的容克庄园经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变了，它再不是收取地租的骑士领地，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紧密联系、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容克把改革中获得的土地和资金“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用来购置农机、工具和化肥，着手改良土壤”，从事资本主义经营。〔28〕改革后的庄园经济，劳动力的性质变了。农民再不是被视为半生产资料的隶农，而是农奴式的雇工。海因茨·卡姆里策指出：“1816年到十九世纪中期，在普鲁士德国一方面出现了以市场为目的大地主，另一方面出现了农业工人作为必要的对立物。”〔29〕改革后的庄园经济，产品分配的性质变了。农民为维持自己和家人生活的必要劳动以及为农场主创造利润的剩余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了质的变化。过去农民必须把一周的绝大部分时间为领主服劳役，晚上和周日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现在，农民尽管因传统的关系仍不同程度上受到领主的压榨和约束，但毕竟可以在自己的份地上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了，即使在庄园主土地上干活，再也不是无偿的，而是以谷物或货币的形式支付工资了。封建的超经济的剥削关系已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所代替了。正是这一农业改革，使德国从封建制度最终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全面调整来实现。
    它改变了德国的阶级结构，加速容克资产阶级化，为德国经由“小德意志计划”实现统一创造了经济的和阶级的条件。农业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极大地增强普鲁士王国的经济实力。农业、工业生产率明显提高。在“农民解放”基本完成的年代（1850年），较之改革初期（1820-1830年），普鲁士的黑麦产量增加了30～40%，燕麦50～70%，小麦15%，牲畜饲养量增长了60%，即由1816年的一千五百万头增至1846年的二千六百万头。〔30〕农牧业的增产又推动了农业加工业的大发展，特别是酿酒和制糖。1836～1837年，平均每家糖厂仅产糖二万三千斤，1851～1852年达到五十四万斤。同期甜菜的加工数量从五千万斤增至一亿四千七百万斤。
    工业方面，借助农业改革给它带来的活力更是有了长足发展。1837至1847这十年中，仅西里西业石煤产量从六十一万吨增至一百三十五万吨。全普鲁士的高炉产量由九万多吨增至一百三十多万吨，机器厂由四百二十三个增至近二千个，马力由七千多匹增至六万六千多匹，铁路由六公里猛增至六千公里。〔31〕农业改革对普鲁士的另一重大影响就是，引起封建地主阶级的分化，容克把获得的赎金和土地，经营资本主义商业性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他们虽然外表上还保有贵族“冯”（von）的称号，骨子里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德国学者沃尔夫甘·措恩指出：改革使“从原来的封建上层等级中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阶层，即有实践经济的农业企业家，或如人们后来所说的农业党的成员。他们的贵族性再不占主导地位，而是把贵族和资本主义性融为一体的地主，其数字迅速增加发展成一个统一的阶层，他们把物质利益放在首位。”〔32〕据统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易北河以东一万二千多个骑士领主中有百分之五十七演变为资产阶级化的容克。〔33〕正是这样的新变化，才使普鲁士在镇压了1848年革命后得以充当革命遗言执行人的角色，深化经济、政治改革，逐渐成为“一个非资产阶级分子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34〕，为德国的统一和最终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一个“中心”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