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帝国时期大规模传入中亚，这是随着当时中国通过阿富汗同伊朗进行着频繁的交通贸易相关。这时，萨珊帝国的银币不仅大量流通到中亚各地，而流通到了中国。这种银币现已有大量发现。据夏鼐先生的统计，在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达1174枚之多。发现最早的萨珊银币为沙普尔二世（公元310～379年）及其两个嗣王时的银币。夏鼐先生又指出：公元5世纪后半期至6世纪初，中国与萨珊帝国来往密切，仅公元455年至521年这66年间，萨珊帝国遣使至中国便达10次之多，有几次还和哒的使者一起来中国。在定县塔基所发现的银币中有一枚耶斯提泽德二世（公元438～公元457年）的银币，边缘压印一行哒文字的铭文，这反映了萨珊、哒及中国三者的关系〔9〕。
    在中亚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丝绸贸易更加活跃的同时，它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空前发展起来，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帝国时大规模传入中亚，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西域的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均信该教。中国史书上称为“袄教”、“火袄教”、“火教”、“拜火教”。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都曾带头奉祀。隋唐时东西两京都建立袄祠〔10〕。
    在中国古代典籍上找不到龟兹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史料，在龟兹石窟中也见不到有关琐罗亚斯德教内容的塑像和壁画，尽管如此，琐罗亚斯德教对佛教的影响，萨珊文化对龟兹文化的影响，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一是文化的主题思想上。我在前面说过，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两端”与佛教的“因果轮回”在内容上是相近的，但是相近并不是一致，两者之间仍存在着差别，比如说早期佛教反对灵魂说，认为肉体死亡以后即没有继续存在之物，但是早期佛教又肯定人死之后会转生，这正是早期佛教教义矛盾之处。因此早期佛教强调个人修炼，并不崇拜神灵，故而早期佛教建筑多为修持之用的毗诃罗窟，内中只有佛陀死亡的象征物--窣堵波，没有神像。 可是琐罗亚斯德教一开始就认为主神阿胡拉·玛兹达是全知全能的宇宙创造者、光明和黑暗王国的支配者、罪恶报应的所持者、末日审判的裁判者，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僚神、辅助神。在萨珊帝国的宗教艺术中曾有阿胡拉·玛兹达将王权标志授于阿尔达希尔一世的岩雕。可见早期琐罗亚斯德教是存在着神像崇拜的。而佛教艺术中的神像崇拜出现于犍陀罗时代，传入龟兹的时间较晚，特别是中期以后的龟兹石窟中佛与菩萨的形象脱离了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存在着较多的萨珊文化成分，这似乎是受到琐罗亚斯德教影响的结果；二是关于“天堂”、“地狱”的说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经典《阿维斯陀》（即《波斯古经》）中的《西罗扎》和《耶斯特》部分是用来叙述诸神的性灵及诸神的生活处所的诸多美妙的赞歌，而《哈托克斯特·纳斯克》部分则描述人死后灵魂的遭遇。人如在世正直，死后就有美丽的少女去迎接；人如在世邪恶，死后就会遇到凶恶的女鬼，灵魂要受到审判。而早期佛教的主要教义是五蕴、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等，即《阿含经》中所讲的内容，认为现实人生是“苦”的，要摆脱“苦”，就要皈依佛法，按佛教教义修持，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观、认识观，完全克制自己的世俗欲望，最后超出生死轮回，达到最高境界--“涅槃”。小乘佛教以“灰身灭智、捐形绝虑”为“涅槃”，即彻底死亡的代称。所以早期佛教并不谈“天堂”的美妙与“地狱”的恐怖。到了后来，佛教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佛教中也出现了“天堂”、“地狱”的说教，在佛教艺术中才产生了“净土变”“地狱变”等等作品。虽然龟兹石窟中的“净土变”壁画主要是传播汉化佛教“净土宗”的产物，但是这些壁画中的“天堂”景观仍受到过萨珊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库木吐拉石窟第79号窟右壁下部的“地狱变”壁画则受到了萨珊文化的较多影响。
    此外，在建筑学上，萨珊文化对龟兹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这就是龟兹石窟中存在着大量拱券顶、穹庐顶支提窟，窟内正是用拱券顶、穹庐顶来代表天空、代表神的世界。在龟兹石窟的拱券顶支提窟的窟顶中心往往画出日天、月天、火天、金翅鸟、紧那罗、乾闼婆等天龙八部的形象，而在穹庐顶支提窟的窟顶中则画出奏乐或舞蹈的香音神的形象。
    日、月、星辰也是龟兹石窟支提窟窟顶中的壁画主题，虽然它不像萨珊文化那样用神兽来代表日、月、星辰，而是用神的形象来代表日、月、星辰，如太阳神、月亮神、火神、乐神等。但是它也和萨珊文化中的日、月、星辰的形象一样经历了一个从宗教神秘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即龟兹文化中的早期以神的形象为代表的日、月、星辰转变为晚期以圆日、月牙、多角星为代表的日、月、星辰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两种文化是如此的接近与相似。
    萨珊文化在建筑学上用拉毛泥灰来构造装饰物的做法也影响了龟兹文化。在大多数龟兹石窟支提窟的中心方柱正面佛龛的上沿往往用拉毛泥灰来塑造出须弥山的形象。
    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许多形象也受到过萨珊文化的影响，如圆形的面孔、宽的眉毛、大而圆的下巴、短而稳固地竖立起来的不尖的鼻子和十分大、有充分宽度眼睛的人物，如萨珊式的骑士以及有一个短而十分笨重的躯体和一个小头的萨珊种的马，这些形象都在龟兹石窟壁画说法图的“闻法四众”和涅槃画的“八王争舍利图”中出现过。另外，萨珊壁画中用鹅来表示围绕着月亮的云彩的做法也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大量存在。在龟兹石窟支提窟的拱券顶中心的圆月或月牙的四周画出四只飞翔着的鹅，以此来表示云彩。
    总之，正如印度文化、犍陀罗文化影响过龟兹文化一样，萨珊文化也影响过龟兹文化，这种文化交流是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地进行的，细水长流，涓涓无声，但是其影响的痕迹是清晰可见的。这显示出龟兹文化有着对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历史宽度，又有着吸收与溶化各种外来文化的历史深度，这恰恰就是龟兹文化光辉的显现，是今天我们研究龟兹文化中最值得每一个学者钦佩与赞叹的结点。
    * 本文于1995年6月24日收到
    注释：
    〔1〕〔4〕〔5〕〔6〕Phyllis Ackerman《Some problems of ea rly iconography》，《A Survey of Persian art》Vol.Ⅰ P880、P880、P881、P878.
    〔2〕Editor:Auther Upham Pope《Pottery and Faienc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Vol.Ⅶ，P171.
    〔3〕Laure Morgenstern 《Mural painting》，《A Survey of Persian art》Vol.Ⅲ，P1369.
    〔7〕Author Upham Pope、Phyllis Ackerman《A Survey of Per sian Ornament》，《A Survey of Persian art》Vol.Ⅵ，P2696.
    〔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9〕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0〕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第9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