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的统一体，就是由早期出现的宗教统一体发展而来，是东正教使俄罗斯保持着统一思想，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也是东正教思想发展的结果〔1〕。由此看来， 东正教同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文化，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都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因此，要深入地研究苏联历史，必须要研究俄罗斯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因为苏联是一个典型的东正教国家。
    但恰恰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中，却是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处于最艰难的低潮时期。由于革命而在俄国产生的新的社会制度，与宗教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斗争，这些都成为世界宗教史中的最新问题，它为我们探索一种新型的政教关系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回顾70多年的苏联历史，俄国的东正教和其他宗教经历了一个非常坎坷的历程，这个历程大约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1. 被剥夺被镇压时期（1917～1941）；2.政教关系转入正常化时期（1941～1945）；3.潜在的复苏、繁荣时期（1945～1958）；4. 新的镇压时期（1958 ～1966）；5.由宗教复兴逐步走向宗教热时期（1967～1991）。 本文阐述的内容属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及其实施，是脱离了这个国家既定政策轨道的暂时性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则是国内外诸多因素种种制约的结果。
    一、又是一个转折点吗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开始的对宗教的限制镇压政策一直持续到卫国战争的爆发。就是说，苏联各宗教面临厄运已有24年的历史。如果从斯大林执政算起，对教会的镇压也已有17年的历史。对宗教实行镇压并迫使它尽快消亡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既定政策，只不过国家公开公布的法令没有这么写罢了〔2〕。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之所以实行这种政策，既有党和国家的群体因素，也有他个人对宗教的仇恨因素。
    但是，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宗教的政策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其标志就是1942年9月斯大林对东正教三位宗教领袖的接见。在接见中， 他赞许东正教最高宗教会议的召开和选举大牧首，并允许宗教合法活动〔3〕。至此， 苏联的各宗教终于迎来了在苏联政权下的第一个春天。卫国战争的四年对全体苏联人民来说，是一场空前的劫难，但对于苏联各宗教来说，却成了他们的“节日”。因为在苏联，他们从未有过这么好的生存环境。
    1945年5月，苏军直捣法西斯德国的老巢柏林， 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就在举国欢庆伟大胜利的日子里，苏联东正教会的领袖们却表现出极大的忧虑。他们一方面为教会也尽了巨大努力和牺牲换取的胜利而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另一方面却为战争结束后教会未来的命运担忧。
    教会领袖们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在1944年9月， 即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日子里，苏联联共（布）中央便出人意料地公布了《关于组织科学教育宣传》的决定，其中谈到“克服文化落后、迷信及偏见的残余”问题，要求党、团、工会和国民教育机关、文化教育部门要广泛开展对居民的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对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个决定显然是针对宗教的，是与宗教唯心主义宣传作斗争的决议。而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苏联又出版了大量的无神论宣传品，这些书刊大量充斥于市。在经济亟待恢复，人心经过战争的摧残亟待平复的时刻，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大搞无神论宣传，这不能不说有极大的针对性，对教会来说这的确不是好兆头。
    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不是又将发生变化？是不是又将恢复到战前状态？等待教会的命运又将是什么？东正教会的领袖们在惊恐地预测着、忧虑着、等待着。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否将发生变化，有三件事可见端倪。
    第一，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10日， 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了东正教新任大牧首阿列克谢及其他宗教领袖，对教会提出的要求给予了比较满意的答复。
    第二，根据这次接见中宗教领袖提出的请求，斯大林批准除莫斯科已开办的神学院外，在其它城市增设8所神学院，允许设立牧师课程， 并把一个印刷机构交给教会。
    第三，在这次接见中，当教会方面提出要得到一个建筑群作为教会印刷机构的场所时，苏联领导人也满足了这一要求。政府决定，把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宏伟的圣三一修道院归还教会。这一庞大的建筑群不仅满足了教会作为印刷场所之用，而且还容纳了迁自市内的神学院和教会学校〔4〕。时至今日， 扎高尔斯克（圣三一修道院所在地）仍是莫斯科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最大的神学院和最重要的东正教教堂都在这里〔5〕。
    斯大林接见宗教领袖这一事件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接见中政府方面许诺的条件更是证明，说明苏联政府在战争结束后其宗教政策还未发生重大变化。战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