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会在巩固苏联新占领土、在东欧渗透苏联势力方面，起到了苏联国家本身无法起到的作用，东正教会成为苏联实现外交目标的特殊的、重要的力量。
    第二，在对付国内和东欧民族主义、巩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方面，国家亟需教会发挥特殊作用。
    战前苏联兼并了从波罗的海国家到比萨拉比亚的大片领土，战后又控制了波、捷、罗等东欧七国。在被占领与被控制的土地上，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激烈反抗。有些民族主义者则想通过宗教独立去号召和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因此，这个时期的宗教斗争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为此，苏联当局和斯大林本人对这些地区的宗教活动十分敏感和警惕。
    还在战争时期，新占领区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民族主义抬头，有些民族主义者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合作以反对苏联。战后，东欧各国不屈服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者也到处起事，企图摆脱苏联。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摇篮之一是加里西亚的原教仪东正教派。还在30年代，这个教派就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它本身也控制着数量很大的民族主义者和地下教区，这些地区都发生过反苏骚乱。在西乌克兰归并苏联后，这里的原教仪东正教派已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下组织，有人称它为“第二政府”。这个教会越过了斯大林的控制而直接与罗马教廷挂钩，使斯大林非常气愤。
    斯大林对加里西亚原教仪东正教派早有戒心。还在战争期间，他就以“用财物支持德国占领者”为罪名，逮捕了这个教派的主教和一批最积极的牧师，造成这个教派与苏联当局的紧张关系。战后，为缓和紧张关系，政府示意苏联东正教会出面调节。随着苏联当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开始了用宗教手段和其他手段瓦解原教仪教派的过程。1946年2 月，苏联通过教会，对没被捕的1270名牧师进行拉拢分化，结果， 有997名牧师加入到亲苏的“东正教会重新团结行动小组”中来。这个小组在战时已筹备建立。1946年2月， 在立沃夫召开此地区东正教最高宗教会议，由于苏联当局用警察阻止反苏宗教人士参加，结果，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解散当地的原教仪教派，主张与苏联东正教会合并。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教仪教派组织也被苏联用同样办法一一取缔，罗马尼亚是1948年，喀尔巴阡乌克兰是1949年，斯洛文尼亚是1951年。这样，作为民族主义温床的原教仪教派被逐一摧毁。苏联当局用消灭民族主义教会的办法镇压了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一招高棋。而苏联的东正教会在这步棋中无异打了头阵，为国家对付民族主义者方面立了头功。
    第三，在与普世牧首区君士坦丁堡争夺世界东正教领导权斗争中，国家亟需东正教会。
    世界东正教内部各大牧首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有很长的历史，而战后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两个教区的争夺则带有更大的政治性。苏联当局支持莫斯科成为世界东正教的新的中心，与苏联战后想把自己变成世界中心的外交目标是一致的。
    阿列克谢大牧首上任不久，便出访中东，想就东正教一些重大问题与君士坦丁堡方面谈判。结果，出访未能去成伊斯坦布尔（即原君士坦丁堡），因此城属土耳其，而苏联与土耳其的关系恶化，土耳其拒绝为大牧首签证，君士坦丁堡教区也不欢迎莫斯科的客人。但阿列克谢的“朝圣”之行还是扩大了莫斯科的影响。
    莫斯科欲成为东正教宗教中心的另一重大举措是筹办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500周年纪念活动。1448 年莫斯科教区独立， 1948 年正是独立500周年。莫斯科还策划下次（第8届）全世界基督教会议也在此召开。这些活动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赞同。苏联的东正教会及苏联国家都想使莫斯科成为中心，这些活动当然地能提高莫斯科的国际地位。
    500周年纪念活动按计划如期举行，庆祝活动规模很大， 但政治色彩要大于宗教色彩。大牧首为大会的召开发表的公开信为大会定下基调，但公开信是由苏联当局授意并批准的。为大会的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反罗马天主教味道很浓。500周年活动有其成功的一面， 即苏联东正教会向苏联当局、也向全世界证明自己作为宗教中心已具备应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而政府则通过宗教活动达到了政治目的和外交目的。500 周年纪念活动也有其失败的一面。从宗教的观点看，当时全世界东正教四大牧首区只有两个派代表参加。其他重要教会如希腊正教会只派代表参加庆典，拒绝参加其后的活动。派代表的两个牧首区之一的安提阿，所以参加了整个会议议程，完全是因为莫斯科给了它大量的资助金。这些情况表明，莫斯科想成为世界“东正教的宫庭”的愿望还未达到。从政治观点看，苏联政府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全世界多数东正教会都控制在莫斯科手中的目的也未达到。尽管如此，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一片反苏声中，莫斯科能召开如此规模的盛会，应是了不起的成就。
    除以上三点外，战后的苏联东正教会，还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反对使用原子弹和细菌武器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苏联的外交贡献了力量。
    总之，战后的苏联东正教，竭尽了全力为苏联政治和外交目标工作，由于成效甚佳，便争得了自身的生存权和潜在的发展权，争得了政府方面对宗教的宽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