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利用还是政策的真正改变
    以上论述可否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战后的苏联之所以没有再次实行战前大规模反宗教政策把教会推向深渊，主要原因是教会尤其是东正教会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价值有时是国家自身也无法取代的。苏联的决策人斯大林，对教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和其他方面可能造成的“危害”，与教会对国家内政外交诸方面可被利用的实际价值之间进行了权衡，结果，斯大林采取了重实利而轻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政策，这是战后苏联对宗教实行宽松政策的主要原因。
    第二，战后初期，斯大林在实行和平时期一种新的宗教政策时，其本意只是想利用宗教为其外交目标和大国主义目标服务，完全没有把这种新政策当成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应该实行的正确政策看待。但它在客观上却初步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对待宗教的先例。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包含着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9〕。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就无法分开， 它所起的作用不是用一个概念就概括得了的。现在看来，斯大林完全应该从理论上总结这个时期宗教政策的变化，把宗教的暂时可用性上升到应建立的新型政教关系的高度上，扩大宗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利用的领域，从而变成一种多领域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宗教间应该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长期的共处关系。而且，从国家的实际利益出发，国家应尽量发挥宗教（有数量很大的教徒）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可惜的是，斯大林在其战后最后几年的岁月中还未来得及或者根本不愿意仔细考虑和研究这些问题。
    第三，斯大林战时和战后宗教政策的放宽，并不是斯大林想从根本上改变宗教政策。分析其原因，除他个人对宗教憎恨外，主要是他对宗教的本质缺乏科学的、全面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10〕，在哲学上认识宗教是一个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如何对待宗教又是一个问题。因此，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实质的论述，正确制定国家宗教政策，应该是苏联（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缺乏这种素质，必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斯大林在战前长期地反宗教，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宗教运动就是实例。今天苏联的解体，与苏联长期执行极左的反宗教政策是有关的。
    注释：
    〔1〕Sergei Pushkarev 等：Christianity and government in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the uillennium.westview Press Boulder.San Francisco.D London.1989.第14～15页。
    〔2〕参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作者文章：《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政教关系》。
    〔3〕参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期作者文章：《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正常化》。
    〔5〕笔者1993年在莫斯科调研时所见。
    〔6〕〔7〕Dimitry Pospielovsky:《The Russian church UnderThe Soviet Regime （1917-1982）》Vol.2.ST Vladimirs seminarvPress New York 1984.第301页；第323页。
    〔8〕《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论宗教和教会》，莫斯科1961 年（俄文版），第38页。
    〔9〕王志远主编：宗教文化丛书总序。见乐峰、 文庸著《基督教知识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