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东正教会正在实现自己庞大的扩充建设计划。东正教会原计划扩建9所神学院，至少2所神学研究院，后在建设过程中又扩大为10所神学院和3所神学研究院。10所神学院的分布是：4所在乌克兰、5 所在俄罗斯、1所在白俄罗斯；3所神学研究院分别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6〕。但到1947年，实际上最后完成的只有8所神学院和2 所神学研究院。据说，减少扩建的原因是反教会势力的强大压力，使部分扩建计划无限期地推迟了。其次，东正教会还按计划新建或重新开放一批教堂和礼拜堂。为方便来访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地方教区和教会还修建了宾馆和招待所。再次，为加强宗教思想的传播，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方便，教区中还增设了教会图书馆和阅览室。第四，为增强教会的影响和尽教会职责，在各教区设立慈善中心，向穷困教徒和穷人布施。信徒们经常向教会捐赠，保证了救济和布施的实施。这些活动按1929年宗教法均属非法活动，由于政府对教会政策的放宽，教会一系列计划才能得以实行。
    由于宗教政策的放宽和政教关系的日益和谐，教会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自身实力增长也很快。所谓实力的增长包括：a. 神职人员队伍的扩充；b.教徒数量的增长；c.教会拥有财力的增加；d. 教堂和寺院的建设及设备得到改善；e.东正教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加强。 自苏联政教关系正常化以后， 东正教徒数量的增长有目共睹。 据统计， 1947年仅列宁格勒就有东正教徒40万。战争期间和战后教徒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除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外，主要是苏联人民在饱受战争摧残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之后，在战后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中，想在宗教中找到自己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在信教人中，青年人的比重上升，这体现在报考神学院考生数额上。1949～1950年，莫斯科的神学研究院共招生196名，1952年则增为400名，而列宁格勒也增到320名。据统计， 到50年代中期，苏联在校的神学院学生总数已超过2000人，此外，还有大批的校外函授生。这些学生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他们毕业后可为教会服务35～40年。这些年轻人“真正感到有一颗宗教的心脏在跳动”。他们毕业后大大充实了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力量，弥补了因教徒人数的增加而出现的牧师数量的严重不足。为弥补牧师的不足，教会还采取缩短学生受业时间的办法，使学生提前毕业。有时，学员仅上一个多月的课便被任命为牧师。就这样，到1953年，仅莫斯科教区就新增加3万名牧师，新增2～2.5万名主教〔7〕。至于教堂修建、重新装修、内部装饰、 圣像和壁画的修复、尖顶的粉刷等等，在各地的教堂、寺院都在普遍地进行。总之，教会迎来了苏联历史上首次的繁荣和发展时期。
    二、为什么没有再次改弦更张
    如果说，在战争时期苏联政府是因为特殊环境而实行特殊的宗教政策，那么战后苏联为什么继续实行战时的宗教政策而未改弦更张呢？而且，给宗教以宽松的环境而任其发展，这与俄共（布）的纲领也是相违背的。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公布的纲领就规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主张要同“各种各样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进行斗争”，与唯心主义、 “造神说”等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敌对的 〔8〕。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用各种措施加速宗教的“消 亡”，显然是俄共党的根本任务之一。而且，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令，实行的宗教政策，也完全是按俄共纲领实行的。尤其是30年代之前由国家出面策划的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战后苏联的党和国家改变了政策呢？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二点：
    第一，战前的苏联国际地位尚未巩固，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时刻有被颠覆的危险；在国内，斯大林个人的地位也未完全巩固，不断发生党内斗争，这些条件要求斯大林要采取集权措施，不断加强国内阶级斗争的浓度。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宗教政策都出现了过左现象。而战后苏联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打败法西斯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二是斯大林个人的地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通过二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肃反运动，斯大林也尝到了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因此战后斯大林开始给国内各领域以有限的宽容，以换取经济的迅速恢复，其中宗教就是给予宽容的对象之一。
    第二，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更加明白了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便没有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更没有作为这个国家领袖的他自己的地位。而对意识形态的微小让步，只要能换来实际利益，为什么不呢？对宗教的让步就属此类。
    那么，战后的东正教会对苏联国家有着什么重要价值，能为政府换取什么实际利益呢？
    在内政方面，国家的安定和繁荣需要教会。因为四年的战争使人民饱受了人身摧残和心理摧残，战后又面临重建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严重困苦的物质生活，加上失去亲人的痛苦，应该说，人民还没有从恶梦中摆脱出来。党和国家需要安定，需要斗志，需要鼓舞，在战后教徒越来越多的形势下，政府只有与教会通力合作，共同医治人民心灵的创伤，才能稳定政局，鼓起斗志，尽快恢复经济。
    但是，国家需要教会，重点还不在内政，而在外交。在这方面，国家至少在三个方面亟需东正教会发挥作用。
    第一，在巩固苏联在东欧设立的缓冲地带方面，亟需东正教发挥重要作用。
    战后苏联对外战略的总目标，是在避免世界大战的前提下，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争夺势力范围，其中首要的是争夺临近苏联西部边界的东欧各国，对战前已占领的西部领土，也有个进一步巩固的问题。苏联希望，通过两条安全防卫地带，能够防备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夺东欧及西部地区，虽然主要靠军事占领，但光有军事占领并不能臣服当地居民，这一点已被历史证明。占领者要征服民心，制造舆论，消除占领者与被占者之间的对立，恐怕只有东正教会可以大显身手了。因为，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主要信仰的宗教都是东正教。大力宣传东正教的统一，进而把东欧各国的东正教会合并到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之下，最后再把这些国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要比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更易征服民心。利用宗教进行扩张是俄国统治者历来的手段，也是苏联政府早已策划好的策略。由于俄国东正教会自身也希望报效国家，在国外大显身手以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策划吞并西部新占领土和东欧各国的东正教会工作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就在1945年4月斯大林接见东正教领袖之后不久， 俄国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总主教尼古拉（主管教会对外事务），在政府的授意下开始分别出访中东和欧洲。尼古拉出访欧洲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使西欧一部分国家的俄国侨民东正教会被说服归并莫斯科牧首区，使一部分东欧国家的东正教会也归并莫斯科。首先是匈牙利东正教会于1946年归并，随后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教会归并。这些成果使苏联官方很满意。但是，当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教会仍处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的管辖之下，独立的波兰教会也与君士坦丁堡关系密切。捷克斯洛伐克、喀尔巴阡乌克兰的东正教会则处于塞尔维亚教区的管辖之下，而西乌克兰的教区（名义上教徒超过300 万人）却在罗马的控制之下，这些是苏联官方所不能容忍的。在苏联官方的授意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了新的行动。未来的列宁格勒教区总主教葛利高里（茹可夫），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游说活动。他游说的目标先是波罗的海国家，后是保加利亚。他与保加利亚教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战前，那时他去保加利亚曾帮助斯蒂凡大主教登上独立后的保加利亚东正教会首脑的宝座。经过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两个教会八年的争夺，最后君士坦丁堡不得不承认保加利亚教会自我宣布的独立，这显然是莫斯科的胜利。现在他利用老关系又扩大战果，策动保加利亚东正教会靠拢莫斯科，同时又策动保加利亚的俄罗斯人教会（卡罗维茨主教区）归顺莫斯科。稍后，葛利高里又访问了芬兰教会。芬兰教会于1923年单方面断绝了与莫斯科牧首区的关系，归并到君士坦丁堡教区。葛氏的这次访问，虽然没有使芬兰教会重归莫斯科，但至少建立了苏芬教会首领之间个人融洽的关系，使君士坦丁堡对芬兰的控制削弱。同时，葛氏这次对芬兰的访问，还增进了同忠于莫斯科的瓦兰诺修道院、芬兰俄罗斯侨民教会的友好关系。至于波兰教会，访问的结果虽然没能使波兰东正教会完全归属莫斯科，但同意1924年君士坦丁堡授予的独立权无效，并恳求莫斯科大牧首授于波兰教会教规方面的独立权。此外，莫斯科还成功地说服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归并。结果，贝尔格莱德的俄罗斯主教区于1945年、布加勒斯特主教区于1948年复归莫斯科。莫斯科还于1945年派出教会使节团去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喀尔巴阡乌克兰、满洲（中国东北）等地游说，使这些地区东正教归并莫斯科。于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之后，终于使自己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教帝国。事实上，莫斯科牧首区也是世界东正教各独立教区中拥有教徒最多、势力最强大的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