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前二者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治者在一定的程度上自律。封建统治者提出的“礼”“德”等，主张的“清廉”，这不纯粹是一个道德上的内容。统治者“酗酒”、“侈糜”、“好女色”等，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劳动者的生活的极度困苦。统治者提倡他们的子孙要“体察民瘼”，其意图也是使其子孙能看到这个问题对维持统治的重要，给劳动者以最基本的生存的条件，使社会的生产能继续进行。唐太宗深明这样的道理，他对臣下说：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4〕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是一个有作为的为政者的经验之谈。
    四、要维系进行生产的社会秩序与环境。封建社会的礼治，是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上层建筑，维持其等级统治的工具。这里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礼，在当时的历史的条件下，对社会生产活动的意义。关于封建社会的礼治的作用，我们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质。一方面，在维系社会的正常秩序上的作用，从礼治上总结历史的兴衰，要看到一定的制度对生产活动的意义。又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需要作更新、调整或作部分调整的时候，保守的社会势力，往往以维护旧的礼治反对进行生产关系及制度的变革，这时就显现出它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性质。
    所谓社会的环境，其涵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社会风气的问题、有人伦道德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周边的关系的问题。正确地处理民族与周边的关系问题，这些都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生产，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军旅之事。统治阶级利用军队武力作为维系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也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对内，武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手段，是镇压敌对阶级反抗的暴力工具。对外，一方面是反对外族侵略的措施，同时在一定的情况下又成为对外扩张的手段。历来统治阶级在总结历史兴亡时，十分重视总结军旅之事的作用。
    军事在历史兴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班固认为秦朝之所以亡，是“销锋镝，武备弛”造成的结果。马端临提出另一种看法。他说：
    愚以为秦之亡，非关于兵弛也。当时尽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岂能为纤芥之害。而发百万之师以戍之，骊山阿房之役，又复数十万健卒壮士虚耗于无用之时，糜烂于不切之役。盖侧目倒戈相挺而并起者，皆秦兵也。〔5〕
    秦之亡，非在兵弛，而在其倒行逆施，“寡助至，亲戚叛之者”，百姓挺而走险，士兵也侧目倒戈，强秦势在必亡。这是以变化的眼光看军事的作用。
    上述几点，在历史中一再重复，证明这些是直接作用于历史的兴衰。历代史学家、思想家也总是围绕着这些方面，阐发自己对历史兴亡的看法，从历史中寻求值得借鉴的东西。中国历史上的兴亡论表现出的历史的借鉴的思想显示出它的丰富性、广泛性。
    通变思想与历史的借鉴
    中国思想家、史学家谈历史借鉴时，有一个优良的传统，是以通变的思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周易》的《系辞》作者说：变通的思想形成，是“圣人”仰观俯察，对于客观运动变化世界的反映：“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见天下之动，而观诸其会通。”天下事物包括人事历史的变化，不是简单的重复，是在变动中向前发展；同时，事物的变化没有割断同先前事物的联系，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因依，变化是无穷尽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考察事物的变化，要和一定的时势联系起来，“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思想的价值在于能推动社会事业变化发展，有利于百姓黎民，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以通变的思想，总结历史，写出了辉煌巨制史著《史记》，成就了他的“一家之言”。
    以变通的观点看待历史的经验，从而丰富了历史借鉴的思想。
    一、要以变化的观点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借鉴历史，要注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总是与一定的历史的条件相联系。历史是陈迹，却又是生生不息，具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的重复性和效应，也是在不可重复的事件中体现出来的。借鉴历史，十分重要的是“条件”二字。离开具体条件谈历史借鉴、运用历史经验，不但收不到成效，还会把事情弄糟。
    一些古代史家深明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兴衰的重要。为解决封建社会中土地问题，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思想家、史学家，提出要恢复井田、行封建，认为实行三代的优良制度，就可以解决社会的危机。马端临说，这是不能通古今之变的“书生之论”，他说：
    今欲尽复旧制，则王侯受封之地，其户邑之入，必合尽捐以予之。地既瓜分，租赋随之，京师府藏顿鲜，无以供军国之用，非居上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6〕
    后世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一定要照搬古代的“良法”，造成的后果只能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在行不通的情况下，一些人反过来又说历史是不能借鉴的，这是一种“不能通古今之变”的言论。
    以变通思想认识历史的经验，才是善于资鉴者。王夫之说：“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7〕取鉴历史，有的可以直接引以为用， 如汉初招募失业之民归之于农。有要作损益者，有的在新的历史时势下，不可再搬用的，如封建、井田一类的问题。对历史上的经验，应从其精神上认识它，注意历史经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要看到现实与古代的差异，意识到条件的变化与新的历史时势形成。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变中又有常，革中又有因，简单地以复古、复三代的办法进行变革，还说这是古先圣之法，是古之经验，这实在是“自欺以诬天下。”〔8〕他又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 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9〕包括王安石在内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希望从古代典制中找到值 得借鉴的东西，不能说他们的思想动机不好，也不能说历史不值得借鉴，但是他们以凝固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经验，结果受到历史的嘲弄。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以鉴历史兴衰为著史宗旨，希望通过维持等级名分的礼制，使宋代“跻尧舜之治”。但司马光打着“资治”的旗号，却达不到“资治”的目的，这不是说历史不值得借鉴。司马温公的失误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离开通变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经验。王夫之批评过司马光，说：“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