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特别重视借鉴历史，认为写历史也是让后人从历史中找到可资鉴的东西，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11〕他又特别强调通识对于借鉴历史的重要，说：“得可以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12〕
    王夫之关于资鉴历史的议论是中国借鉴思想的高度发展。那些简单地说历史不能提供借鉴的人，是不是太轻率了？
    中国现代史上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待历史的经验，包括对待当时苏联的经验，产生错误，从思想方法上说，也可以说是缺乏通变思想。
    二、借鉴历史要和分析历史大势联系起来。历史的借鉴不只是注意到一些具体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价值，还要善于从历史大势看历史的经验。认识、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应当着眼于古今的时势变化。如汉代贾谊总结秦亡的原因，指出秦在与诸侯国争天下取得胜利，有成功的经验。但是到了秦灭六国以后，情况变化了，以前的经验未必都适用，但秦朝不知变，“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贾谊在《过秦论》中归纳出一个结论，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他在结语中说出自己的体会：
    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贾谊关于借鉴历史的议论，其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没有吐纳一世风云历史大势的胸怀，就难得有这样的见识。西汉严安说“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13〕每一个时代的强弱，都有其具体的原因，应联系其“时”、“势”，作出具体的分析。
    宋代吕祖谦主张读史，要抓“统体”，识“机关枢纽”，也是说从“势”上去识历史的盛衰的经验。中国封建社会有些衰世之君，高谈历史的借鉴，却扭转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这不是历史借鉴不起作用，而是时势使然。从历史中能吸收到多少智慧，这要看史家作出怎样的总结，更重要的是要视一代人君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还要从历史大势上看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能发挥的效应。
    三、借鉴历史，实现更革，以求社会的兴盛。这是借鉴思想的出发点，体现出史家的时代责任感。每个时代的思想家、史家以历史为借鉴，都是希望社会走向兴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只有在不断的变中才可以向前。
    经世史学思想，通常是在借鉴历史中，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唐人李翰为《通典》作的《序》中说：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哉？其患在于习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门，行而不由其道。……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
    史学要经世致用，是要借鉴历史的，这也就是李翰说的话，要“师古”，但师古，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历史的经验。师古要“随时”。所谓“随时”，李翰的解释是：“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主张史学经世的史学家，把历史的借鉴与通变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以求经邦济世。
    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史学史上的历史借鉴思想又有其缺陷。其一，不少史家及史臣以天人感应学说把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动牵强联系起来，以肤浅的类比，论历史的兴亡。其二，对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作用，在振兴社会中的意义，基本上没有论述。因此，历代兴亡多半是以要维持统治者在政治上的稳定，以进行简单的社会再生产作为太平盛世的内涵。其三，很多史家论历史兴衰，着重强调维系纲常、名分、礼教的意义，这往往又成了同义语的反复。盛世的标准是纲常、名分、礼教得到保存；又一方面说，要使社会达到三代那样的盛世，就必须保存纲常、礼教。这样的盛衰论实在是贫乏。最后，相当一部分的历史兴亡论，缺少通变的思想。
    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历史借鉴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尚书》为代表的“殷鉴”思想，已经能从前后朝代更替上，论说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着重点是从具体的事件中总结相应的具体经验教训。从《周易》至两汉的思想家如贾谊、司马迁等人历史借鉴的议论，突出发展了通变思想，讨论历史的兴衰。从两汉到《资治通鉴》、《稽古录》，史家注意到以“类”的观点，进一步讨论历史兴亡的问题；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的借鉴思想，向着哲理的高度发展，通变的历史借鉴的思想得到升华，熠熠生辉。到了近代，历史的借鉴，把中国的历史兴衰与世界历史兴衰结合在一起，史家总结的视野更为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