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士深知法律对于巩固帝国的作用。他的《贝希斯顿铭文》在叙述他所征服的各个国土时首先说：“在这些国土上，容易相处的人，我善待之；虚妄的人，我惩治之。赖阿胡拉马资达的佑助，这些国土尊重我的法律，我所说的，他们遵办。”[①]从这可以看出大流士是以高压手段和严酷的立法，对待被征服国家和人民，借以维持帝国的统治。他以制定法律而知名当世，曾被柏拉图称道。他所制定的法典，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塞琉古时期仍被视为权威之作。他的法典虽已不传，但根据他留下的《贝希斯顿铭文》的措词和用语可以看出，他是以《汉谟拉比法典》为蓝本的。大流士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严刑峻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波斯帝国的统治。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大流士还进行了税制改革。大流士明确规定了各省的贡赋数额，每省均须向中央交纳一定的金银和实物。具体数额为：小亚细亚4省，每年交纳1760塔兰特；埃及省交纳银700塔兰特；巴比伦-亚述省交纳银1000塔兰特；印度省交纳沙金，约值4860塔兰特；波斯省免税。各省的贡赋，根据各省资源而定，统一输交国库，每省除交纳一定数量的现金外，还有各种土贡，如谷物、家畜等，以供宫廷的需要和各地驻军及远征军的军需。如埃及每年要给孟斐斯的波斯驻军供应谷物，而巴比伦一省供应宫廷和帝国军队全年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
    在大流士之前，两河流域计算土地大小，不论面积，而论产量。税额的多少，每年由税吏预先估定。即使欠收，仍须如数交纳，十分苛刻。大流士开始改行土地测量，根据面积、种值谷物的种类以及平均产量，规定固定的税额。这样，对农民来说，虽然仍不免为沉重的负担，但较之从前的毫无规定，任意强征，已是一种不小的改进。在征税的过程中，往往采用包税制，即将各省的赋税交给“包税人”来征收。这些包税人大多是富商或高利贷集团，他们一次向国库交付巨额税款，然后与地方官吏一起，相互勾结，巧立税目，大肆搜刮百姓，往往获取比法定贡赋高出许多的利润。所以，大流士的包税制度对非波斯居民来说仍是个沉重的负担。
    大流士王朝的国库收入，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的贡赋和各种苛捐杂税。奴隶主常常可以获得免税的特权，贡税主要落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人民苦于捐税，常常不得不将土地典押给高利贷者，甚至把儿女卖为奴隶。破产农民的处境与奴隶没有多大差别。他们遭到中央王朝和地方统治者的双重剥削。此外，国家还任意征发农民和奴隶服劳役、作差工、修筑驿道。波斯诸王为了修筑自己豪华的宫殿，就从中亚细亚、波斯和两河流域调动大批农民和奴隶，去修建苏萨的王宫和帕赛波里斯的宏大建设。税收和沉重的劳役，使广大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与奴隶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三、修筑渠道，统一币制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它由亚、非许多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构成，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帝国有秩序和安定是十分困难的。这样，便利的交通和统一的币制就成为帝国发展和生存的十分重要的前提。大流士为了便于调遣军队，传达政令，除了利用赫梯、亚述原有的驿道外，又修筑了许多新的驿道。驿道沿途设有驿站，驿站附设旅馆，随时都有信差备马以待。从苏萨到小亚爱斐斯的“御道”，是所有驿道中最长的一条，全程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苏萨发出的命令和文件，站站相传，日夜不停，7天即可到达终点，而一般商队却要走3个月。另一条重要干线起自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达大夏和印度边境。为了保护驿道的交通安全，在沿途各地区和沙漠的边界，在大河的渡江处，都修筑有防御工事和驻扎卫戍部队。大流士利用四通八达的驿道网，把国内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连接起来，大大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对各地的控制，当然在客观上也促进和便利了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在修筑驿道的同时，大流士为了探索富源和到埃及的海路，约在公元前516年，派希腊人斯基拉克斯从喀布尔河与印度河会流处出发，由印度河顺流而下，入印度洋，过波斯湾，环绕阿拉伯半岛，抵达埃及的苏伊士港。这一次航行历时二年半。斯基拉克斯归国后用希腊语写成航行日记，印度省就是在他这次航行之后不久才设立的。印度省建立后，波斯与印度的海上贸易开始发展起来，不久就有印度商人到基什城开设旅栈。
    另一件有关航运的事就是运河的开凿。早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尼罗河的支流佩卢西亚克有一条灌溉运河，公元前7世纪，法老尼科二世企图延长运河通过苦海到苏伊士湾，以实现从红海到地中海环航非洲的计划。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决定完成这一宏伟的工程。原先开凿的部分运河已被泥沙淹没，工人们只有靠打井来供应饮水。经过艰苦的工作，埃及人民终于开通了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这条运河的长度为4日航程，宽度可容2艘3层浆的大船并行。它的开通促进了北非和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也可以说是近代苏伊士运河的前驱。
    大量道路和航线的开通，使大流士加强了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当国王发出命令时，信差便相互接替驱马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据希腊学者色诺芬记载：“有时甚至在夜里这种传递都不停止，夜班的人接替白班的人，这样一来，正如某些人们所说的，信差在路上便跑得比仙鹤还要快。”[②]西方的希腊人羡慕地说：“坐在自己都城里的波斯国王，吃着爱琴海的鲜鱼。”如果某个地区发生叛乱和动荡，国土很快就能得到消息，并且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迅速调动军队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