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技发展影响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内在动力
    在科学技术发展影响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过程中，有一个动力机制问题，即科学技术何以会对史学思维方式的诸要素产生影响？其内在动力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力量助推着自然科学一定要对社会及其它各门科学产生影响。这是探讨科学技术发展对史学思维方式影响的原因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动力来源于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特殊的“能量”。或者说，这种特殊的“能量”是科学技术一定要对社会及其它科学，当然包括思维科学在内，产生影响的内在动力。
    所谓特殊的“能量”，就是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特殊的内在活力，“能量”就是这种活力的一种说明。我国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的“能量”一般具有两种形式，即“动能”和“势能”。“动能”指自然科学正在发挥着各种作用的现实力量；“势能”则指自然科学尚未进行科技开发，还未被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因而有待于发挥其社会功能的那种潜在力量。“势能”是不断地向“动能”转化的。自然科学的“势能”向“动能”转换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自然科学不断地对社会及其它各门科学、自然也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渗透影响过程，就是自然科学对社会及其它各门科学产生作用机制、发挥其社会功能的过程。这与我国学者提出的科学发展遵循的“潜动学”进行到“显科学”的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自然科学对史学思维的影响大体通过三条渠道进行，并与前述科学技术发展对史学思维要素的影响相一致。这就是：通过技术活动进入物质世界改造的领域，不断创造并完善人工自然，从生产力角度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改变客观历史的存在形式，使思维客体发生变化；由文化活动进入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从意识形态方面促进精神文明进步，使思维的主体发生变化；通过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物化成果，进入思维工具领域，使思维工具发生变化。
    自然科学的上述三条渠道的能量释放导致自然科学向社会及其它各门科学渗透，并使渗透表现出直接和间接两种不同的渗透形式。直接渗透，即社会和各门科学直接利用自然科学的物化成果，如先进的仪器、设备等，或者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员进入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以及由于人工自然扩大而带来的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如在历史学方面整体世界的出现，导致史学研究面临新的课题等。直接渗透的特征在于，它是有形的科研活动的“硬件”，较为迅速地作用于社会各门学科的过程。间接渗透则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的理论、观念、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等“软件”，经过再加工，如经过哲学抽象被社会的历史科学所吸取。这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缓慢过程。比如周期、速度这样的物理学概念，被计量经济学和计量史学家们合理改造后进入经济学和史学，从而更加深刻、准确地揭示出经济、社会、历史运动规律。
    本文认为，正是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上述“能量”、“能量”转化以及因转化引起的不同形式的渗透，构成了自然科学的内在动力。正是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内在动力决定了科技发展、科技革命不可避免地对历史科学、史学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四、科技发展对史学思维方式影响的局限性
    科技发展对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但也是有限度的，即它并不能代替史学思维方式本身的变更，并不能改变史学思维方式本身所具有的种种特性。
    首先，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精神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社会生产有五种形式或五种生产，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意识的生产。马克思说：“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11〕。在人类脑体未分的时代，人类还没有独立的精神生产，只是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精神生产才相对独立出来。马克思指出，精神或意识生产是随着“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的产生而生产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意识才可以认为自己是与原来“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独立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2〕精神或意识的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的产物，是由最初交织在物质生产中的“实践意识”相对独立出来的结果。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过程，也就是思维方式的发生过程，是思维方式的发生学。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同样适合于对史学思维方式的认识，史学思维方式同一般思维方式一样，它也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思想家、僧侣”--史学家和专门研究历史的人的出现而产生的；它是由最初交织在史学活动中的“史学意识”相对独立出来的结果。史学实践活动相对独立的过程，也就是史学思维方式的发生过程，是史学思维方式的发生学。史学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它同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是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一样，它是精神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二者的有机结合的总和。因而，它势必有着相对独立的生产力、相对独立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对独立的生产过程。史学思维方式生产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就决定了科技发展对其影响的有限性。
    其次，一定的史学思维方式往往积淀成一种史学思维习惯，科技影响不能直接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常识表明，旧的思维习惯，或思维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历史上长期重复、沉淀而形成的，是已经内化为许多人头脑中的思想框架和思维习惯，似乎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逻辑，具有牢固的成见性、隐蔽性和自发性。要克服和破除这种旧的思维习惯和思维传统，往往不是某一方面的影响及其改变所能奏效的。它既要有破除这种习惯性思维的物质基础，又要有相应的主观条件，既需要有物质的解决，又需要有精神的解决。尤其是习惯性史学思维，归根到底是一种精神和意识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精神的解决，即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传统观念、习惯性思维决裂。一般习惯性思维是这样，史学习惯性思维也是如此。它需要史学工作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觉地同旧的史学思维习惯决裂，而科技发展对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并不能代替这种决裂。
    再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在史学领域的应用是有限的。历史认识与一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相比，有其共性、一般性，更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历史认识不是像一般人文科学是认识人与人类社会的现实，更不是像自然科学是认识相对静止状态的自然界或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而是认识已经发生过的、动态的人的自身活动与人类社会的过去，它具有暂时性、隐秘性、一去不复返性等特征。认识者只能通过史料，首先对它进行重构或复原，然后才便于对它的存在与演变进行间接的考察分析。历史认识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它要求有并且实际上早已产生出适合自己特点的一些专门的理论和方法。它需要改进，但却不是一般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所能代替得了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得到证明。当时，由于自然科学脱离各种哲学体系而独立，在社会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便有一些学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权威，将自然科学理论直接引进社会历史的研究之中，如孔德就曾将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的规律搬进人类社会，提出社会力学和社会静力学，以否定社会发展存在自己的规律，其结果正如贝尔纳所评断的：“实在说，除了错误地运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概念以外，他（指孔德）对于社会科学并没有什么贡献。”〔13〕把自然科学的成果有效地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正确的做法是借鉴，即理论的借鉴和方法的借鉴，而且这种借鉴是建立在加工和改造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