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存危机的意识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感到，甚至人际的生存也遭到严重威胁。例如，吸毒已成为社会顽症，它使人获得一时的精神解脱，但从此便离不开死神的陪伴；爱滋病正在迅速地在蔓延。目前世界上已有1600-1700万人携带爱滋病毒，到2000年将有3000-4000万人被感染。其可怕之处在于，人类对这一病魔还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1994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爱滋病大会充分表达了这种忧虑；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消除核死亡的威胁，几千枚核导弹仍部署在地下或在天空和海洋游荡。核武器的微型化和不断扩散大大增加了恐怖主义和政治狂人的危险性。
    自70年代初埃尔利希（Ehrlich）和梅多斯（Meadows）宣告环境灾难的预言后，地区性生态的恶化以及田地、森林、河湖和城市的污染日益严重。大都市空气中过量的有害气体可导致人们哮喘、大脑和心脏紊乱以及抑郁症。塞维索的毒气泄漏，切尔诺贝的核事故，咸海的干涸，贝加尔湖的污染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人们发现，生态的威胁超越了国界：莱茵河的污染涉及到瑞士、法国、德国、荷兰和北海。切尔诺贝利的影响侵入并超越了欧洲大陆。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剧了温室效应，使南极出现臭氧空洞。人类生存的地球的防御机能正在一个个遭到破坏。
    四、深层的危机
    毋容置疑，欧洲文明危机的问题不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也不是仅仅由外部原因造成的。我们认为，要探索欧洲文明危机的缘由，还应对欧洲社会的内在矛盾和深层背景进行分析。
    1、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误区
    我们知道，自16世纪初资本主义发迹以来，欧洲在短短400年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巨大丰富，黑暗落后的欧罗巴不仅成为全球最强盛富裕的地区，并且实现了对全世界的征服和扩张。当然，这一文明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也始终伴随着剥削、流血、危机、暴力、战争和反抗。20世纪末，西欧工业社会进入了“后现代”阶段，其发展进程中所固有的盲目性和弊端也以新的方式显露出来。
    欧洲经济一直在危机与非危机，失调与调整之间摆动。经济学在形式上虽然越来越精确和抽象，但却往往忽视人和社会的复杂性，从而时常陷入盲目的境地。为了产品而创造消费，而不是为消费而制造产品，消费社会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失控。经济增长和扩大需求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这虽然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使生活方式出现混乱。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摧毁了欧洲千百年的乡村文化，并开始侵蚀着地区文化。今天的西欧有80%的人居住在城市，并受到交通堵塞、城市噪音、精神紧张和各种污染之苦。物质贫困也在蔓延，欧洲联盟各国有5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精神贫困却不仅在吸毒和犯罪成风的街区，也笼罩着豪华的富人区。因此欧洲一些专家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使生物圈受到破坏，而且给人们的“心理圈”即精神、情感和道德造成了不良后果。
    《资本主义史》的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博欧（Michel Beaud）指出，继商业资本主义、加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等阶段后，西方社会自80年代起进入了“服务资本主义”阶段。微笑、帮助、服务、风景、陪伴孤独，以至新鲜空气、器官、精液、子宫、血液等都成了商品，不再有义务奉献、无偿牺牲和友情好施，非货币的东西几乎丧失殆尽。发达工业社会在能源利用、自动化、信息化方面的成就为人们提供了充分享受消费、交流、福利、舒适和个人解放的条件。然而，在最发达的社会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生活质量下降，人际关系恶化以及失去自主和自信的现象。
    以技术官僚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把工作无限分割和专业化，从而压抑了人的主动性、责任感和工作兴趣，剥夺了他们思考的时间和自然节律。发达工业社会的管理机制如同一架高度精密的机器，它压缩了人际间的自然交往，使人们只能按照程序和指令行事。社会生活的“机械化”无视生活的复杂性，把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这也使欧洲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受到威胁：问题越来越带有技术性，解决它的权限也越会从公民转入专家手中。如核武器这一决定人类命运的手段便只能掌握在一两个首脑人物手中。讲求效率和竞争最初是一种激励因素，但它最终却导致了利己主义、消极和分裂，即成了瓦解因素。在发达社会中，疯狂追求消费或整日庸庸碌碌成为普遍性的生活方式。旅游和探险也成为寻求刺激、弥补空虚和在异国“梦游”的手段。
    现代化曾给欧洲人带来许多幻想，他们希望通过现代化实现个人解放，价值多元化、普遍世俗化和真、善、美。然而他们看到，工业社会发展的误区导致了人格异化，信念丧失，精神空虚和道德败坏。
    2、科学技术的失控
    科学技术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支柱，进步和发展的核心。但今天我们看到，科学技术正反两方面的矛盾作用却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物理学对核能的掌握既能促进人类进步也会导致人类毁灭。生物学自80年代对基因和生物分子的研究促进了遗传工程实验，对大脑的操作实验预示着调控人的思想的可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对人权造成威胁和挑战：生物遗传技术和医学的进步促进了借胎生子、试管婴儿、器官移植等现象的出现，从而对人的定义、生命权、隐私权以及现在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产生冲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使人们的隐私权越来越少，公民在各个领域的民主权利受到压缩，不得不任凭技术官僚的控制和摆布。
    科学技术的失控还表现在，人们对科学和进步的迷信使人造机器的逻辑，植入日常生活，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和思维中。我们知道，人和机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尽管最复杂的机器（机器人、电脑）能够取代人的许多工作并具有了某些智能，但人类的生命、精神、智慧和主体性是不可替代的。人们发现，人造机器在把人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可能会把劳动者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于是，人对科技的掌握变成了科技对人的掌握。这种现象已从工业部门发展到社会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冰冷、刻板、武断的技术官僚以量化和割裂一切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他们垄断了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权利，由此造成的失误的损失不胜枚举。
    3、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
    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时代。在欧美发达国家，大众传媒已成为文化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毋庸置疑，大众传媒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实现。广播、报刊及时把各种信息传送给人们，电视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如洪水、火山爆发、政变、战争、政治家遇刺、体育大赛、节日庆典乃至人类登月直接再现于观众眼前。这促进了人们对全人类事务的远程参与。此外，作为教育和娱乐的工具，大众传媒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和非凡的力量。
    然而在许多发达国家，传媒也同科技一样，逐步从客体变成了主体，从服务和造福人民发展到控制和左右民众。传媒已成为继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大权力，记者被人们誉为“无冕之王”。因此，传媒往往把其自身的利益置于社会和大众的需求之上。名利的诱惑以及时效或政治的压力使记者撒谎造谣，蒙蔽世人的事时有有发生：美国《华盛顿邮报》黑人女记者珍妮·考克以编造贫民窟儿童悲惨处境的报导获得了“普利策奖”，这成为传媒界轰动一时的丑闻。在欧洲，近年来同样出现了德国《明星画刊》伪造《希特勒日记》，《明镜周刊》伪造瓦尔德海姆迫害犹太人的史料，法国一电视台播放无中生有的《萨达姆警卫专访》和《卡斯特罗访谈》等事件。无怪乎法国一项调查显示，有50%的人怀疑传媒的真实性，以前颇受尊重的记者在职业排名榜中已被舆论排在了娼妓之后[①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