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大大消除了信息的时间和空间障碍。“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理想似乎实现了。而实际上，由于激烈竞争，传媒界往往没有时间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为信息的迅速和直观性而牺牲准确性的事时有发生。人们相信“眼见为实”，而实际上画面往往只能刺激视觉和感官，无助于对事件的分析和思维，还会加重盲目性和依赖心理。我们知道，电脑制作技术在影视方面的运用已达到了“无中生有，以假乱真”的程度。如果借此来误导公众，其社会后果可想而知。这种危险已引起社会舆论和有识之士的严重关注[②b]。美国学者理查德·埃克斯利在分析西方大众传媒对社会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时总结出如下五点：
    “1、未能体现出一种条理分明、内在的首尾一贯的对世界的看法；
    2、分裂而不是团结我们，把公众的讨论变成两个极端之间的论战--描述冲突，而不是寻求意见一致；
    3、把我们个人体验以外的世界描绘成是充满混乱、剥削和暴力的世界，从而增加了我们的忧虑感，并对我们进行恐吓；
    4、推崇一种肤浅的、物质第一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和纵欲的生活作风--这是一种越来越多的公民无法享受到的生活方式，从而贬低我们的价值准则，引发了我们的不满情绪；
    5、在我们面前制造了一种生活更有活力、更美满、更加成功、更加激动人心的形象，从而腐蚀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令人感到自身的无能。”[①c]
    五、欧洲人的反应和思考
    欧洲文明面临的危机是否标志着欧洲永远的衰落？如果我们不仅看到这种危机本身，还看到欧洲人对危机的反思便不会得出此种结论。
    从古代希腊罗马算起，欧洲文明几千年来虽然经历过多次重大危机和曲折，但始终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重要价值。欧洲文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当代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这种生命力的表现之一便是它的危机意识和对自我批判的能力。在20世纪末的这场文明危机中，能够使欧洲发现问题，认清处境，改变现状，以至走出困境和超越危机的思想武器也应是这种危机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1、社会反应
    文明危机引起的社会反应从60年代起开始出现。物质繁荣和精神贫困形成了明显反差。经济和科技的盲目发展，官僚体制的僵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社会生活的乏味逐渐引起各个阶层的不满。青年是文明网络中最脆弱和敏感的环节。吸毒现象和“嬉皮仕”的出现可算是迷惘的青年作出的消极反抗。1968年，席卷欧洲的抗议风暴唤醒了人们对文明危机的意识。从那时起，欧洲人对幸福的神话提出了疑问。宣扬理想主义和以皆大欢喜为结局的文学主题受到嘲讽，妇女杂志也从提供幸福良方转为向读者建议勇敢面对离婚、孤独、疾病和衰老等问题。社会生活中也兴起了抵制官僚化、城市化，寻求自我保护的浪潮。人们努力增加假期以实现工作与闲暇、城市与乡村交互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古朴成为服饰、摆设和饮食方面的时髦。
    欧洲人还试图通过性爱来摆脱文明危机。自60年代后，男女关系中的许多禁忌被打破了，爱情超越了婚姻和家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泛滥的爱情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稳固。男女间的频繁离合，感情中肤浅、仓促因素的增加，爱滋病的传播，这些都表明，爱情本身也受到了感染。于是，东方文化也被一些欧洲人当做医治文明病的良方。瑜伽、禅宗这类有调理身心健康和减少烦躁情绪的方法已为许多人所采用。有人为逃避现代社会，追求原始的真和美，还对其他古老宗教和崇拜活动产生兴趣。近20多年来，欧洲兴起了以维护生态、和平、女权、人权等为宗旨的新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些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在欧洲社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得到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其中有些（如生态运动）甚至开始在欧洲政治生活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2、对欧洲文明的反思
    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对欧洲文明的危机有更强烈的意识。他们在许多言论和著作中对欧洲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反思。
    首先，他们对“进步”的观念进行了反思。欧洲人曾普遍相信，时间是一种上升运动，由科技、经济和理性推动的进步就是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一进程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如今这种进步观念已传遍全世界，以致越来越多的人用以指导自己行动的不是历史经验，而是对未来的向往。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空前的灾难；70年代后，各种进步模式先后失去吸引力：欧洲的社会主义陷于全面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堕入长期萧条，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摆脱不了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冲突的困扰。人们对未来和进步的希望开始破灭。针对这种“未来危机”，欧洲具有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提出，人类历史的进程并非无条件地表现为进步和上升，而人类乃至地球的毁灭倒是可以肯定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自从智人出现后，对自身和他人死亡的意识便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关于文明有生也有死的思想应运而生。一个世纪以来，当代宇宙学的成果加强和传播了关于地球和太阳将会死亡，生命也将与之同归于尽的知识。但现在，除了这些已知的死亡之外还应加上人们内心的枯竭和总体的毁灭。”[①d]因此，人类必需放弃对进步的盲目崇拜，自觉地认识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最好的前途。
    其次是对“发展”的反思。发展的思想是欧洲战后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目前已被大多数国家和联合国所接受。在西方语言中，发展和发达属同一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的发展经验和进步观念为基础和范例的。这种发展观念相信，工业化可以促进福利和幸福，经济增长必将带来社会繁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和思想家认识到，以技术和经济为核心的发展观念忽视了人的特性、社会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历史文化的价值；它不仅造成了发达国家的文明危机和世界性的环境恶化，而且加剧了南北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占全球人口25%的富裕国家消耗着75%的能量）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困境。他们认为：这种“发展主义”蕴涵着野蛮和盲目，实际是一种“不发达的”发展观念。“发展主义以经济学和计量学的眼光看待事物，无视古老或传统社会的文化财富……发展主义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化产生的结果，它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发达社会的文化和所有文化一样，除了具有真理和深刻美德（例如使我们看清自己文化的缺陷与不足的自我批判理性）以外，也包含着随心所欲的观念、无根据的神话（其中包括关于进步的天意神话）、莫大的错觉（例如错误地认为为自己已达到理性之巅并是唯一掌握理性者）和可怕的盲目（其中包括散乱、割裂、简单化和机械主义的思想），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②d]于是，“持续发展”的思想应运而生并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欧洲不仅涌现出大量生态协会或政党，有的国家还建立了环境保护部。
    最后是对人类观念的反思。许多思想家和有识之士都认为：欧洲出现的危机是全面的，面临的问题盘根错节，以简单僵化的思想难以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首先应当更新人的观念，以复杂化的思想对待复杂的事物，这才是欧洲走出危机的必要前提。他们看到，在工业化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受到机械逻辑的影响，习惯于割裂和简单化地看待事物，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吉迪恩（Giedeon）称此为“机械化发号施令”[③d]，乔治·里策尔（George Ritzer）则将其称作“社会麦当劳化”[④d]。他们认为，生活的现实是无限复杂和千变万化的，人的头脑则是一架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的神奇机器。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专业化曾对深化人类知识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欧洲发展到今天，知识的专门化和相互分隔已使人难以认识人类复杂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例如，人类的生物特征被划归生物学和医学，人类的心理、文化和社会特征被划归人文科学。如此便造成了：社会学没有能力认识个人；心理学没有能力认识社会；历史学孤芳自赏；经济学把人提炼成苍白无血的经济工具；哲学则封闭在高级抽象之中……因此，西方在70年代起出现了一门多维度的科学--人类学，它力图把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联系在一起。目前，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正在倡导创立一门崭新“人类政治学”[①e]，它的实现不令有待于教育领域的根本性改革，更取决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