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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成为美国进步运动的第二个动力。
    美国是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的国家，并不存在一种国教。但是，由于来到北美大陆的早期移民多数信仰新教，新教便成为美国社会中主要的教派。宗教对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19世纪中期以前，宗教教会尽管经历了两次大觉醒运动，但仍然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更新，主张不干预世俗的个人生活。即使到了内战以后的数年之内，教会依然很少关心社会问题。19世纪晚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腐败引起人们的广泛不满，因而许多人脱离了教会。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和许多新的社会科学的兴起，使教会感到有失去领导人们精神生活的地位的可能。于是，一批有影响的牧师和教士开始改变不干预私人生活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基督教，以使宗教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他们重新确定美国人对工业社会信念的这种努力及实践，构成了社会福音运动。〔3〕
    社会福音运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它强调社会的拯救甚于个人的得救”〔4〕。 即更多地关注整个社会生活而非个人道德的更新。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认为，工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大多数应归因于个人主义的泛滥。社会福音派对放纵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个人主义不是一种大众文明，而是一种简单的、典型的野蛮主义；它是导致社会不和、起分离作用的离心力量。因此，福音派人士开始抛弃过去基督教单纯强调灵魂纯净的传统观念，主张“将耶稣的教导和基督拯救的全部启示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社会制度以及个人”〔5〕。也就是说， 宗教要更多地关注整个社会道德的更新。只有解决了整个社会不道德的问题，个人才会有发展，社会才能有进步。社会福音人士还反对传统的经济放任政策和无限制的竞争。福音运动的重要领袖华盛顿·格莱顿说，放任主义的经济学是一种已死的科学。因为它主张最大限度的自私，其结论也是不人道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遵循其法则行事的结果。〔6〕无限制的竞争也是“反基督教的”。竞争是经济上的浪费；它使人类充满争斗、弱肉强食，它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福音派人士普遍相信，一个基督的社会应该在相互合作而非竞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社会福音派同情劳工处境，关心劳资关系问题，呼吁改善劳工的地位，要求资本家以人道的眼光看待工人。他们提醒企业主必须记住：“他们所对待的雇工是一群上帝的子民，而不是牟利的商品，雇工的福利必须经常得到满足”。〔7 〕福音派人士希望劳资处于和谐关系之中，要求雇主付给雇工合理的工资。尽管他们不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工资体制，但他们提出一系列有关劳资共分利润、合作、形成伙伴关系的构想，并认为这些构想是从基督精神出发的。社会福音派关心社会的贫困。他们主张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解决社会的贫穷问题。在他们看来，贫穷不是靠富人的恩赐来消除的；只有全社会进行改革，所有的问题才能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思想现实的社会福音人士主张通过社会立法、利用政府力量来改革社会现状。福音派重要的鼓吹者理查德·T·伊利指出：“服务于社会的变革中， 个人慈善事业最大限度也只是建立正式的慈善机构的辅助。慈善行为的努力本身并不能有效地应付诸如贫穷、教育、卫生、住房等问题”。〔8〕所以， 最现实的办法是社会立法。与此相联系，福音派主张扩大政府权力，强大的政府才有能力顾及民众的福利和社会的其他问题。
    社会福音运动在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是其最为成熟的时期。这次宗教运动影响了大多数美国的新教徒。许多鼓吹社会改革的团体建立起来，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去。1885年，在中西部牧师约西亚·斯庄（Josiah Strong）的鼓动下，建立了福音联盟。 地方福音派联盟也在40个城市建立起来，研究社会和工业问题并寻求应用基督精神解决的办法。20世纪初，基督社会同盟所属的33个教会组织了基督教委员会，要求严格地遵守个人道德，认为企业剥削同酗酒和淫荡一样不道德。另一教会组织美以美大会还通过一项进步纲领，要求“最终能设计出对工业产品进行最公平分配的办法”，减少劳动时数以及其他的经济改革措施。许多教会为穷人组织慈善服务，还有救世军、基督教科学教会等组织也支持信徒到城市贫民窟中帮助穷人。宗教福音运动的目的在于“复兴”基督教，希望通过“基督精神”来医治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弊病和其他人类问题。尽管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教在美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而，社会福音运动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广泛地吸引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使得相当多的人关心和支持社会改革，这就扩大了进步运动的群众基础。而且，社会福音人士把宗教与社会危机联系起来，把个人的道德感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揭露社会的不公正，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社会道德感。许多人从道义的角度出发，同情社会下层的困苦，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持否定态度，并认为改进社会、建立和扩大一个“上帝的王国”是基督教会和教徒应尽的主要职责。〔9〕因此，可以说， 社会福音运动为进步人士的改革提供了精神动力。另外，宗教福音人士积极投身到世俗事务中，探讨改革社会、纯净社会的方法，他们的这种努力也对进步运动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并对进步运动时期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福音人士深入劳苦大众中，提供力所能及的救济和安慰，尽管在当时整个社会现状面前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但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许多富有同情心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这种民间的济贫扶弱行动，也是进步运动时期改革的支流。没有这些涓涓细流，就构不成改革的洪流。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有影响的教会组织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教会“成为许多州内最强大的政治因素”。〔10〕福音运动的许多领袖人物成了进步运动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利用教会的影响力推进改革法令的通过和实施。进步运动改革中有关社会正义运动的许多重要法令，如许多保护劳工利益的立法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倡导和影响分不开。〔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