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领导人更迭的新审视
    我们在这里引用的“十月全会”的记录并不是会议现场的记录。据不少参加会议的人后来回忆，苏斯洛夫的报告是讲得杂乱无章的。会后中央主席团责成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对记录进行加工，随后以“记录报告”为题，印发给有关负责人，上面注明“绝密”，“不得复印”和“三月内必须送还苏共中央”的字样。现在解密的是这份记录，档案中已经找不到原始记录。
    根据一系列回忆和研究文章，这份经过加工的记录基本上保持了苏斯洛夫原发言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从所有解密的文件来看，第一，与会者都同意苏斯洛夫讲话中对赫鲁晓夫的指责，甚至抨击，第二，与会者都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台上和台下所共有的情绪所造成的：苏斯洛夫对赫鲁晓夫的领导方法及个人作风的指责是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亲身领教过的。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越来越独行其事，越来越自我迷信并让全党全国迷信自己，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居然同意并陶醉于“宇宙之父”的“封号”。他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作风越来越粗暴，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对他由不满、害怕、敢怒不敢言、窃窃私议到产生反对和反抗的意识和行动是势在必行的事。赫鲁晓夫的领导方法和个人作风已成了当时政治局势中的一个“热点”，“引爆点”。与会的领导人在这个“热点”上支持苏斯洛夫的讲话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行动就是理所当然的。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对赫鲁晓夫的最高领导人也正是利用了中央委员们的这种愤懑情绪。至于赫鲁晓夫的这种作风是不是发展到了无法改正和“具有了要坚决予以回击的危险性质”，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不少与会者多年后曾作过公正的评说。当年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在1988年回忆说：“十月全会的评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赫鲁晓夫错误的扩大，也就把他所做的主要的事，正确的事都一笔勾销，予以否定了”。[①g]
    事实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因素是双重的。从赫鲁晓夫这方面来讲，他执政十年来的方针政策的发展方向促使他走上了垮台的道路。第一，他领导的威信和执政的成就是建立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的意识里，似乎平反了冤假错案，斯大林个人迷信所造成的危害就会消除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他把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首先只看成是一种个人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他在苏共二十大的那篇著名的报告里主要是罗列了斯大林的过错和罪行，而对产生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渊源和组织干部等等因素或是一言以蔽之，或是根本就没有作出认真的分析。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并没有在事实上采取认真的措施来保证在今后的党和国家的生活中不再出现斯大林这样的个人迷信，他并没有从制度上来解决党的领袖的活动要接受党组织监督这一极其重大的问题。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过程中并不反对别人对他的颂扬和溢美之词，满足、纵容，直至赞赏他人为自己树立个人迷信的形象，并且最终走上了他迷信自己也让他人迷信自己的道路。严格讲来，赫鲁晓夫所反对的只是斯大林个人的个人迷信，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个人迷信，这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他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上所做的一切将会成为把他送上被告席的依据。历史证明，这真的成了他垮台的重要原因。
    第二，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难题。赫鲁晓夫来自基层，在从政的多年生涯中又一直十分关注农业问题。他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即苏联的农业还很落后，不解决农业问题苏联就无法顺利前进。赫鲁晓夫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抓住了这个机遇。可以说，他执政的十年基本也就是他抓苏联农业的十年。开荒，种玉米和向日葵，自留地，改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即使是工业的改组和党组织的改组，他也都是首先从发展农业这个角度来考虑的。然而不幸的是，正是他始终抓紧不放的农业改革的机遇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并没有摆脱在苏联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农业的思维和方式。领导人的政治决策和意志以及实现这种决策和意志的方式一直是制约苏联农业发展的重大因素。传统上，农业的发展很少考虑农民本身的意愿和可能、地区、自然和气候条件、耕作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斯大林要实现赶超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就需要有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小农经济自然要被迅速消灭掉。赫鲁晓夫要在黄油、肉和奶制品等方面超过美国，于是他就要求到处种植玉米。他执政的前五年，由于农民有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可能来从事农业的条件，再加上荒地所提供的粮食，苏联的农业情况有了改观，但随着赫鲁晓夫越来越把自己发展农业的主观意志强加于农民，农业的发展就迅速走下坡路。赫鲁晓夫反对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接收并强化了他发展国民经济的不可变更的领袖意志和强硬方法，这是赫鲁晓夫必然要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赫鲁晓夫的文化和理论修养都不高。他的决策和行事往往凭的是他的直觉。他的许多最初的想法都是以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但这些想法只有经过他身边的“笔杆子”才能见诸于世。而他身边所聚集的顾问又大都是些察颜观色阿谀奉承之辈，他们并不真的支持赫鲁晓夫的政策，有的甚至事实上是反对他所作的一切的。布尔拉茨基曾经写过：“不幸的是，包围第一书记的是这样一些顾问：他们使许多合理且成熟的革新思想化为乌有，或者代之以很少经过全面衡量、认真检查和深思熟虑的纯组织决定”。[①h]
    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对赫鲁晓夫的中央领导人来讲，他们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勉强同意，私下怀疑到公开抵制必然导致赫鲁晓夫的最后垮台。第一，在“十月全会”上，他们抨击的矛头首先是指向赫鲁晓夫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和党政机构的改革。赫鲁晓夫的这许多改革措施有致命的先天不足之处，即各种改革措施的提出和付诸实行都缺少深刻的调查和研究，离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距离，往往是凭自己的直觉来办事，对这些改革措施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和严重的后果缺少考虑。而这些改革措施首先要触及到的又偏偏是干部问题，即对赫鲁晓夫认为不称职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和各边疆区的领导人进行调整、变动和撤换。在改革措施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甚至使经济发展产生某种混乱时，那些可能被调整、变动和撤换的握有实权的领导人就会对赫鲁晓夫群起而攻之，就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采取反对他的统一行动。这就是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面对如此完整的反对阵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虽然很少有人谈及路线问题，但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十月全会实际上反对的是赫鲁晓夫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也就是十月全会反对赫鲁晓夫的实质。
    第二，这次全会虽然猛烈抨击了赫鲁晓夫的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的行为和个人迷信，但却没有对防止这种现象再度发生作出任何重大决定。在全会的决议中对这方面没有一字提及。全会唯一所做的就是匆匆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可以看出，在十月全会上领导人的更迭是唯一重要的事，十月全会所要解决的是谁来继续掌权的问题。不管当时中央委员们各自的想法到底怎样，他们却是认为一定要结束赫鲁晓夫的统治，把经济发展的一切过失都记在赫鲁晓夫的账上，否则对全国人民无法交代。因而，他们扩大了赫鲁晓夫的错误，把本不属于赫鲁晓夫个人，而应由整个领导来集体承担的责任都说成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他当年的一些反对者事隔多年后作出另一种评说。沃龙诺夫说：“将赫鲁晓夫撤职的目的不是为了纠正错误，更不是为了准确遵循二十二大的路线，而是夺权、以便离开这条路线”。[①i]叶戈雷切夫说：“不能把赫鲁晓夫描绘成几乎是个圣人。不，他是个普通人。他为党和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那些年开创的事业成了经济某个部门以及整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所以，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试图把赫鲁晓夫的一些创举，如垦荒和征服宇宙归为己有，也就不足为怪了。”[②i]
    第三，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上赞成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不是由衷的，而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并不认为那些被斯大林镇压的人需要大规模的平反，更不认为需要重新来评说斯大林和更改斯大林的路线。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和机遇，对他们来说这是离经叛道的事。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哲学是：平平稳稳地工作就行了，要什么改革！所以，他不久自己就走上了一条比赫鲁晓夫要严重得多的自己迷信也让他人迷信自己的道路。
    因此，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的垮台是必然的事，但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却有很大的偶然因素。显然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一是传统的，即第二书记理所当然的要替升为第一书记，这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律；第二，当时苏联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再分配还不可能出现另一个人来代替勃列日涅夫的位置；第三，十月全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事实上对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可选举一个平稳的、城府深不露头角的人。对此，叶戈雷切夫后来说过：“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选举了勃列日涅夫”，[③i]沃龙诺夫说：“会议参加者的动机各不相同，而错误却是一致的：为了纠正一个有鲜明个性的党的领导人的错误，我们却把希望寄托在另一没有什么鲜明个性的人身上。当没有批评领导、纠正其错误的机制，而又应该撤处他时，类似的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④i]
    这篇短文不可能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功过作出详细的分析，根据现有的档案资料只能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在十月全会苏联领导人的更迭中，权力的再分配是最主要的，然而它并没有能保证苏联领导人不再重犯赫鲁晓夫的错误。相反，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和崇尚个人迷信成了苏联领导难以逾越的致命政治障碍。从历史的渊源关系来说，这是导致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