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苏联社会主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苏联社会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走在时代的前列，创建了轰轰烈烈的业绩：在十月革命之后，取得了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在二战中打败了法西斯，战后在欧洲推进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兴盛发达的时期，战后一段时间达到了顶点。
    苏联社会主义由盛转衰的变化，开始发生在战后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
    反法西斯世界大战胜利的结局，使苏联的世界地位根本改观。苏联成为战后世界两大超级强国之一；在东欧出现了一批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中苏结成同盟，苏联的地位更为加强；此时苏联又拥有了核武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是战后苏联取得一连串胜利的辉煌时期。
    伴随苏联的辉煌胜利，斯大林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不幸的是，个人迷信登峰造极，苏联的长期痼疾教条主义更加泛滥。这样，光辉的胜利却同时成为导致最后失败的转折点。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战争胜利造成的有利形势和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深入研究和充分估计战后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的新变化，处理好同西方国家主要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苏联自己应联系战争造成的灾难，对战前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和认识，以便进行适应新情况的改革。
    然而在一片欢呼胜利声中，个人崇拜一浪高过一浪，苏联领导人骄傲和不清醒了，认为苏联过去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于是战前已滋长起来的教条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发展起来。有许多战前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和措施，实质上是为了备战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指令性计划经济，强制的农业集体化，权力过分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仅全面肯定，而且都上升为理论，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斯大林在1946年2月对选民讲话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证。在这篇讲话中：第一，强调“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个非苏维埃社会制度都要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苏联的国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典范”，而且“民族问题和民族合作问题解决得比任何其他多民族的国家都好。”第二，全面肯定了短期内以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聚集资金实现工业化的路线，并把它提高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全面肯定了短期内以强制手段实行的农业集体化路线，后来提高为社会主义国家农拥发展的共同道路；在这个讲话里，还把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的路线肯定为“社会主义的道路”，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赞扬苏联在战争中武器供应的成绩，实际上是全面肯定苏联战前实施的备战型经济。第四，为保障苏联“不会发生意外事件”，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把工业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三倍。强调增产钢铁、煤炭和石油，即继续备战，同时还暗示苏联科学家在最近期间在核武器方面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
    讲话中虽然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评判的，这话不对，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评判，这样就可少骄傲一点，多谦逊一些”。但按照讲话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评价看，是全面肯定的，实际上还是如斯大林经常说的：“对胜利者是不能评判的”。既然苏联政治、经济体制都是成功的、正确的、最好的，当然也就不准备进行任何改革了。
    以这篇讲话为开端，苏联在理论上的教条化，内外政策的僵化趋向愈益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1946-48年，在哲学、历史、经济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生物学等领域，广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一大批学者、作家被批判。批判文章都以斯大林的论点为依据，实际上仅仅是斯大林著作，尤其是战后两篇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诠释。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西方学说的批判，更为荒唐。当时片面宣扬苏维埃爱国主义，反对所谓世界主义，对西方科学成就盲目排斥和否定。苏联理论界当时流行的论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垄断资产阶级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阻碍自然科学理论的广泛发展”，“帝国主义时代的科学，已进入危机时期，”“现代资产阶级科学的特征是它的整个派系都变成了伪科学。”[①a]把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称之为“唯心主义”、“反动的伪科学”。直到1953年控制论还被否定，说是“为反动资产阶级服务的”。苏报刊大反“世界主义”，攻击那些主张同外国科学家共同建立世界范围的一般生物学的苏联科学家是“媚外”、“无耻”，是“在反动的外国文化面前卑躬屈膝”，是“反爱国主义”，“培植人们意识中资本主义残余的温床”。[②a]这就使苏联学者没有可能同外国学术机构或个人保持学术联系，从而使苏联自然科学在许多领域都孤立于世界发展之外，成为苏联科技发展落后于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1949年对E.瓦尔加1946年9月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进行了批判。瓦尔加此书对战后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如战后资本主义不会马上出现经济危机，生产还会继续增长；由于战时资本主义技术的革新，可能在战后使劳动生产率“有更新的急激的跳跃”；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起了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是有一定计划的，而战后国家对经济作用还将增大；同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有矛盾，但不至发生战争；还认为“资本主义各国和苏联的关系将不会象战前那样”，不会轻易地发生武装冲突”。这些观点都被大批特批，认为是“改良主义”、“非马列主义”；批评者认为，“资本主义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决无计划可言”，说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站在改良主义立场上；认为作者过低估计帝国主义国家矛盾的意义，是“严重错误”的，是“对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论的修正”等等。战后正是需要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关系的新变化进行研究的关键时刻，这种打棍子、扣帽子式的“批评”，使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刚刚露头就被扼杀。从此，苏联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现状的研究，再无什么有价值的新见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