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了血腥的武力较量。8月23日，远离欧洲的日本也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把欧洲的战火引燃到了远东。
    日本何故参战？日本的统治阶级在对德通牒和宣战诏书中曾一再标榜是为了“永保东亚和平”及“维护日英同盟的利益”；当时日本的报纸则极力渲染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德之间的种种新仇旧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亲自出面发表演说，强调日本参战是对德国鼓动干涉还辽的复仇战，开战时英国的海军大臣邱吉尔亦同此见；引导内阁通过对德宣战案的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说明参战理由时则强调：协约国必将最后获胜，日本参战不致吃亏，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可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巩固在东亚的势力；美国国务卿蓝辛则认为日本对华怀有野心[①]。除此之外，尚有其它不同的解释。真可谓众说纷纭，持论者立场不同，各执一端。确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笔者认为，上述前两种解释，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掩盖其夺取山东的阴谋而蓄意施放的烟幕；后两种解释也有失全面。本文拟依据史实，对前两种论调进行简要的剖析与辩驳，并就日本参战的真实动因陈述一些刍荛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并非为了“英日同盟”
    日本的统治阶级曾一再标榜，日本之所以对德宣战，是“基于同盟的情谊”，“应英国盟友的请求”，为“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维护日英两国在远东的利益”。但只要剖析一下战前日英两国的关系、英国对日本参战的态度，英日同盟条约的内容以及日本参战后的举动，便不难看出，上述说法只不过是日本为达到参战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借口而已。
    1911年7月13日，日英两国为维护各自在中国、朝鲜、印度等地的殖民权益缔结了第三次同盟条约。但两国续约的目的，与前两次缔约却有明显的区别。英国主要是因在欧洲急需对付德国的挑战，在远东尤须依靠日本的力量维护它的既得权益，保持远东地区相对稳定的有利局面；而日本则想利用这一同盟扩大在华影响，谋求在华利益的优势地位[②]。这种不同利害的结合，导致了两国的不和与矛盾。到大战爆发前，日英同盟关系已濒于破裂的边缘。
    日英两国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力图保持清廷摄政王载沣的地位，以维持清朝的君主制度，而英国则支持袁世凯控制清政权，迫使载沣退位；在中国的政体问题上，日本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英国虽然也认为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但面对革命党人的强硬态度，为使中国局势迅速稳定下来，后来逐渐转向赞同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共和制，并迫使日本不得不放弃了武力干涉的企图；在辛亥革命后列强争夺中国路权的角逐中，日本加紧向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进行经济渗透，更遭到了英国的强硬抵制[③]。这一切，都使两国的同盟关系处于日趋紧张的状态。事实上，早自1912年初，日本舆论界便已出现了攻击英国、批判日英同盟的言论，认为日英同盟已成为一具“僵尸”[④]，要求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独立政策。到第三届桂太郎内阁（1912.12.21--1913.2.20）时，日本政府一度确定了抛弃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的外交新方针。1913年2月，桂太郎会见孙中山时的谈话，充分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我在日俄战争前，为结成日英同盟竭尽了全力。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阻挡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⑤]。桂内阁的这一日德同盟的计划，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上述史实业已表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国的同盟关系已冷淡到难以存续的地步，“要不是欧战爆发，日英同盟也许早已破裂或名存实亡”[⑥]，两国之间已无什么“情谊”可言，日本大可不必为了“同盟的情谊”而大动干戈。
    日本参战又是否“应盟友英国的请求”呢？试看围绕日本参战问题的日英交涉。
    战争初起时，英国并无意将战事扩大至远东。英国外相葛雷深恐一旦战事延及中国领土领海，势必引起中国的骚乱，影响英国的对华贸易，损害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因而，当8月1日葛雷以同盟关系通知日本，英国可能对德宣战时曾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未预见到英国因同盟关系有向日本求助的可能性”[⑦]。但日本决意趁火打劫，不顾英国的上述表示，仍主动提出了参战的请求。8月2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宣言，表示“万一时局转变，英国投入战祸，以日英协约目的或濒危境，日本以协约义务，必至执必要之措置”[⑧]。与此同时，则加紧进行对德作战的军事部署，到8月3日，日本第二舰队在佐世堡已作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陆军参谋本部已着手制订进攻青岛的作战方案[⑨]。
    对于日本参战的请求，英国心存疑虑，颇为矛盾。它既害怕日本乘机扩大在华势力，侵犯自己的在华权益，又担心日本占领德属太平洋诸岛屿会同澳大利亚和美国引起纷争；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日本海军的力量，消灭德国远东舰队，保护英国对华贸易，尤其害怕日本倒向协约国，于战争大局不利。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英国只能是希望日本在有限范围内的参战。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时通过驻日英使格林向日本政府表示“万一战争波及远东，香港和威海卫受到攻击时，希望日本予以援助”[⑩]。8月7日，又正式要求日本出动海军协助 搜索并击毁正在中国海面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伪装巡洋舰[①①]。英国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日本仅在中国海范围内助他一臂之力，却未料到这正中日本的下怀。
    8月7日晚10时至8日凌晨，日本连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参战问题。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说明日本应当参战的理由时颇费心机，他承认“现今日本还没有处于根据同盟条约的义务而必须参战的立场，因盟约所规定的协同作战的事态并未发生。但是，基于英国的请求、同盟的情谊，和帝国趁此机会可以从东洋肃清德国的根据地，在国际上进一步提高地位的利益，所以断然参战，相信乃适合时宜之良策”[①②]。加藤把根据日英同盟的“义务”和“情谊”两者分别开来加以使用，认为即使没有发生德国攻击威海卫和香港这种情况，也可以“情谊”作为对德宣战的根据，以确保日本在亚洲军事行动的自由[①③]。最后，内阁会议决定以“应英国盟友的请求”和“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为由对德宣战。8日下午6时，又取得了天皇批准和元老的赞同。前后所费不过20小时，就高速度地完成了参战的一切法定手续。
    紧接着，日本又同英国讨价还价，谈判参战条件。8月9日，加藤外相通过英国驻日公使递交了一份关于日本对德《开战理由及战争范围的备忘录》。内称“一旦成为交战国，日本的行动则必然不能仅限于击毁敌国的伪装巡洋舰。……为了消灭损害日英利益的德国势力，有必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①④]。很显然，日本不同意英国提出的将战争行动只限于在中国海游弋和消灭德国伪装巡洋舰（英国限定战争范围意味着不许日本染指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上的德国领地），而是要全面参战，以便达到其预定的参战目的。
    东京的过份“热心”，使伦敦大为惊慌。英国害怕日本一旦全面参战，将向中国以及南洋群岛扩张势力，进而给予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以冲击，同时又将恶化美国的舆论[①⑤]。因此，8月10日，英国外相葛雷照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暂勿参战”。日本外相加藤立即以“日本政府既已根据英国政府的要求决定参战，只要情况没有重大变化，就得坚持对德参战，否则将会招致重大的政治危机”为由向英国苦苦哀求。11日，又转而对英国恐吓说，如果英国的确撤销业已要求日本参战的意图，那将会给日英同盟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①⑥]。英国鉴于已难以阻止日本参战，为安抚日本，并通过保持表面上的行动一致以继续抑制日本乘机作过分扩张，被迫于12日同意了日本参战，但仍要求日本声明“不攻击德占区以外的中国地区，不在南中国海及太平洋采取战斗行动”[①⑦]。此时，英国的意图是想靠牺牲中国的胶州湾来换取日本不再南进的保证。但日本什么保证也不给，反而利用英国在胶州湾问题上作出的妥协，慌忙于8月15日以“维护日英同盟”的利益为由，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