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国对日本参战始终是怀有戒心的。最初并无意日本参战的英国，在日本的执拗要求下，为避免日本倒向同盟国，其态度经过了一个从希望日本在有限范围内参战-→要求日本“暂勿参战”-→被迫同意日本在限定范围内参战的曲折变化。而日本则利用英国的矛盾心理，通过请求参战-→强硬坚持参战-→自行宣战等步步进逼的狡诈手段，才取得了英国对其出兵山东的承诺。事实表明，日本属主动争取参战，并非应邀参战。
    况且，即使依据“英日同盟”，日本也并没有必须参战的理由和“义务”。1911年的第三次《英日同盟条约》第二条规定：英国无故遭到德国的“攻击或侵略行动”，英国为保护在东亚和印度的权益而与德开战时，日本有义务“援助其同盟，共同作战”[①⑧]。然而，上述事态并未发生。就连日本加藤外相也承认：当时的形势并未发展到可以援引英日同盟的义务而必须参战的地步；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如果愿意，是完全可以守中立的”[①⑨]，正如日俄战争期间，英国并未直接卷入战争一样。
    日本在“日英同盟”的幌子下对德宣战，而英国对日本参战的“诚意”始终心怀芥蒂，尤其担心日本会乘机夺取德属太平洋诸岛屿。英国的担心为日本参战后的行动所证实。日本强占了胶州湾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利亚纳诸岛屿后，并无意分担对德战争的重负。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曾多次敦促日本派军队到欧洲作战，日本政府却推辞说：“日本人不习惯欧洲的气候条件”，“日本距离战线太远”，“日本建军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祖国”等等，拒绝出兵。1917年3月，在英法承认它占领德属赤道以北太平洋岛屿的前提下，日本才派出了几艘军舰去印度洋和地中海。另外，还不时作出一种投向德国的姿态来对它的盟邦施加压力，予取予求[②⑩]。由此可见，日本参战是为“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维护两国在远东的利益”之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二、亦非为了“对德复仇”、更非为了“东亚和平”
    “对德复仇”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但只要认真剖析一下战前日德两国的关系、德国对日本参战的态度等，便可揭穿其虚伪性。
    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舞台上，昨日寇仇，今日为友的事例屡见不鲜。俄国本是“三国干涉还辽”的主角、1904-1905年日本的战争对手，但在战后不久，双方出于维护各自在中国北部的利益，共同对抗英美对这一地区渗透的需要，早以冰释仇消，化敌为友，在1907-1912年间，先后缔结了三次协约。对于曾参与干涉还辽的法国，日本为能在巴黎金融市场上举债募款，也于1907年6月与其握手言欢，缔结了《日法协定》[②①]。
    当欧战征兆初露之时，日本朝野上下便响起了一片享此“天佑良机”，扩大侵华的叫嚣声。但日本以参加哪一方作战最为有利？统治阶级内部并非完全一致。在日本的政界和军界，特别是在“以德国的军队为范例发展起来的日本陆军中，对德国的实力估计过高，认为德国会获胜者不乏其人”[②②]。但是，由于加藤外相和以参谋本部为中心的陆军中坚层人士认定协约国方面占有军事优势，考虑到“攫取德国的属地要比攫取英法俄三国的属地容易一些，所以日本作出了有利于英法的抉择。但尽管如此，亲德派的影响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中仍然起一定的作用”[②③]。
    当日本为寻找参战借口而积极活动之时，专注于欧洲战场的德国并无意也无力分心于东亚，极不愿在远东与日本寻衅，且为消除日本参战的借口作出了种种努力。德国的用意很清楚，它不让日本有任何进攻德国的借口，同时给英国以东方可以维持现状的希望，以扩大英日矛盾，阻止日本参战，保全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
    其实，日本对德国的态度早已了如指掌。例如：8月8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面见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时，大隈在谈话中便承认，德“与日不表敌意”[②④]。同一天，在东京召开的日本元老和内阁成员联席会议上，元老山县有朋在发言中也指出：“德国也是友好国家，没有充分理由把它当作敌人对待”，“确定对华政策才是决定参战的前提”[②⑤]。这一事实也再次说明：日本对德宣战，并非因为同德国有什么旧怨或新仇，而完全是出于乘机扩大侵华的需要。
    至于参战为“永保东亚和平”之说，更属无稽之谈。略举数端，便可使此论体无完肤。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是各以英、德为盟主的欧洲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的武力较量，战争爆发在欧洲，交战双方均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并无意把战火扩大到远东。英国的自治领，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坚决反对日本参战，而希望自己能夺取德属太平洋岛屿[②⑥]。法、俄两国为了防止日德联合，出现腹背受敌的局面，曾竭力维持同日本的“亲善”关系，但出于确保各自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考虑，两国都害怕日本在远东“自由行动”。所以，俄国外交大臣曾向英、法大使表示，将来可由英、法、日三国分割德国的殖民地，而不赞成由日本独占胶州湾[②⑦]。尽管上述各国反对日本参战的动机不一，且并非为了中国的利益，但如果不是日本强行参战，远东的战火或许能够避免，东亚的和平何需烦日本代劳。
    其次，德国在东亚并无战争计划，其军事活动纯为防御性质，并未构成对日本战争威胁。
    8月23日，日本天皇在宣战诏书中宣称：德国“在其租借地胶州湾，亦日夜修战备，其舰艇频出没于东亚之海洋，帝国及与国（英国）之通商贸易致受威压，极东之和平将濒于危殆。”故日本“为防护（英日）同盟协约所预期之全般利益，决执行必要之措置”[②⑧]。实际上，日本的上述开战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如前所述，陷于欧战的德国，不仅无意在远东对日开战，且为保存自己在山东的势力，曾努力消弭日本参战的借口。当时德国在东亚的兵力单薄，到1914年8月底，青岛的防御兵力仅有军官143人、士兵3980人，其中预备役1300人[②⑨]。以此数千之孤军，防守环界百里诺大之胶澳租借地，其守备之薄弱显而易见，更谈不上能主动出击。
    至于德舰妨碍东亚商务之说，也难以成立。因为，欧战初起时原驻扎在青岛的德国远东舰队的主力便已奉命出巡太平洋各地，停泊在中国领海内的唯一具有威协性的德国轻型巡洋舰“爱姆登”号，于8月初向海参崴进发，曾捕获俄国辅助巡洋舰一艘和商船一二艘，旋即驶向了南洋[③⑩]。所以日德开战时停泊在胶州湾内的仅有已被卸去武装的奥国巡洋舰“凯塞林·伊丽莎白”号、德国驱逐舰“S-90”号以及商船若干艘[③①]。它们一直龟缩在胶州湾内，连防御犹恐不及，更谈不上主动出击，焉能威胁东亚商务。
    其实，对于日方的上述论调，当时英日两国的进步舆论便已进行了揭露和反驳。例如，8月18日英文京报的一篇社论便指出：“英德开战乃在欧洲，于远东毫无关系。日本究何所迫而必欲干涉之。如德国无故攻击香港或扰害威海卫，则可认为扰乱和平。然德国并未计划及此。即远东之商务及运输，自开战以至今日，仍继续如前，中国各处商港犹日见英国商船之出入。青岛之为德有，究何碍于远东之现状，而日本必欲自进而取警卫之劳？”[③②]日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东洋经济新报》在8月15日发表的社论中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奥在东亚的军事势力也不过只有几艘军舰而已。压迫它，加以封锁，以保持东亚海面的安宁，可能只需举手之劳。至于德国在胶州湾微不足道的陆军，即使置之不理，它也无所作为。如果要发动大军把它攻陷，我们必须说，这是超出了日本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范围。”[③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