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真意何在
    笔者认为，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是其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步骤；同时，也是一次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大战爆发后的中国形势，为内外交困的日本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扩大侵华的良机。
    众所周知，早在明治年间日本政府制定的“大陆政策”中，便确定了具体的侵华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第三步征服中国内地[③④]。日本的侵华行动正是按照这一步骤实施的：通过甲午战争，攫取了中国台湾，后又将福建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了中国东北南部的独占权。从南（台湾-福建）、北（南满）两路打进中国大陆，奠定了牢固的侵华基础，接着便是向中国内地扩张了。早在1908年9月25日，日本的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制定的《对外方针政策决定》中，便已提出了“在中国国内扶植我国势力”[③⑤]的方针。1911年10月24日，西园寺内阁通过的《对清政策》再次明确规定“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对我最有利时机之到来，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培植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帝国（日本）在该地之优势地位”[③⑥]。为具体实施向“中国内地”扩张的方针，1911年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曾致电外相内田康哉，提出了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③⑦]的方案。1912年间，日本又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之机，与之签订了所谓招商局借款、江苏省铁路借款及“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合同等，力图向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进行经济渗透。在1913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起草的《对华外交政策纲领》中，除提出要确保并扩大在“满蒙”的权益外，仍声称“必须在各省推进我邦人的和平活动，扶植利益，谋求开拓市场。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物质丰富的华中及华南，更要谨慎周到地推进我之步伐，巩固地盘”[③⑧]。
    上述史实清楚地表明：自日俄战后不久，日本便已把独霸“满蒙”，进而向“中国内地”扩张，在整个中国确立“优势地位”的方针作为其侵华政策的基本方向及主要目标。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出兵侵占山东，只不过是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的又一步骤而已。侵占山东对日本侵华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日本在已开辟的南北两路之间又实现了一个新的中间突破，并对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形成了直接威胁，从而在战略态势上完成了独霸中国的部署。当年民国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在呈给袁世凯的说帖中称“日本在中国，北有南满，中有汉口，南有福建，若复代中国而居山东之地位，握京津水陆交通之咽喉，其形势最可惊骇”[③⑨]。他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就连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也承认“此次日德战争，则可视为（日本）推行国策的手段而主动寻求的战争”[④⑩]。1914年日本参战与其说是针对德国，倒不如说是借机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更为确切。
    如上所述，在日俄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制定的对华政策决定中，每谈到向“中国内地”扩张的具体方向时，大多指出华中和华南，并未涉及山东，似乎大战前日本并未有染指山东的企图，日本攫取山东的计划是在武力占领山东后才酝酿成熟的，以致在中日史学界均有人持这种见解[④①]。但征诸史乘，此结论则难以令人苟同。事实表明：日本图谋山东的野心由来已久，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出兵山东，是一次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早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就曾派出大批特务到威海、烟台等地刺探军事、经济情报，测绘地图等[④②]，为其侵略山东作好了充分准备。甲午战争之际，日本更直接出兵攻占威海，造成中国甲午战败之终局。在1895年1月日本统治集团内部酝酿起草媾和条约时，一些头脑发热的军政要人曾提出了要求割取山东、江苏、福建、广东4省等主张。《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仍以等待清政府偿清赔款为借口，驻兵威海达3年之久。1898年德国捷足先登占领胶州湾，将山东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日本十分嫉恨，日本议院“日夜聚议，大有攘臂出头之势”[④③]。但由于当时日本对华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图谋攫取与台湾遥遥相对的福建省，因而当德国表示支持它对福建的要求时，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采取了隐忍待时的态度。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借助本国的私人商业资本加强了对山东的经济渗透，并同德国资本展开了激烈争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商人在烟台、青岛的商业和航运势力已超过或接近德国[④④]。随着日本经济侵略势力在山东的日益增强，特别是随着日本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野心日趋膨胀，到大战爆发前，德国统治下的山东已成为日本亟欲攫取的重要目标。据《胶澳志大事记》记载，1913-1914年期间，日本政府要人及驻华殖民头目频繁地在青岛出现，这说明日本早自1913年起便已加紧了与德国争夺山东的实际准备。上述史实清楚地表明：日本图谋染指山东，至少可上溯到甲午战争时期，并且一以贯之，从未放弃。大战爆发后，日本侵占山东决非偶然，日本在对德通牒中作出的日后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的许诺，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伎俩。
    转移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的直接动因之一。大战前几年，日本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内，财政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长期以来统治集团奉行的对外侵略政策，造成军费和海外殖民地开支负担过重，致使日本背上了一身沉重的外债。到1914年，外债总额已达20亿日元，超过了同年租税收入的6倍[④⑤]，陷入了已无法支付外债利息的窘境。在难以借到外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一再增加国内捐税，从而激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日本陆军仍逼迫政府再增设两个师团，并于1912年12月搞垮了西园寺内阁，先后组织了桂太郎和山本权兵卫两届军阀内阁。军部的独断专行，无异于火上加油。1912-1914年，日本人民要求减税、废税的斗争与反对军阀政府任意扩充军备的斗争相汇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护宪运动”，一连冲垮了两届军阀内阁。这是自明治初年以来，第一次靠群众斗争的力量打垮反动内阁的事件。因发生在嘉仁天皇大正初年，故日本史上称之为“大正政变”。1914年4月上台的大隈重信内阁仍回天乏术，处于军部期待扩充军备和民众要求废税减税两者夹击的困境之中[④⑥]。
    在国际上，日本同列强争夺在华“权益”的形势同样令统治阶级忧虑。在东北，日俄战后日本虽将东三省南部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以“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相标榜的美国却联络英、法等国，一直在东北同日本争夺对铁路的控制权；而且，旅大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经营期限10余年后即将期满。这一切，都使日本统治集团深感在南满的统治地位并不巩固。因此，在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对清政策》中，便提出了要求“延长满洲租借地的租借期限，解决有关铁路的各项问题，更进一步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根本解决满洲问题”[④⑦]的方针。在关内，日本虽将福建省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在辛亥革命后列强争夺中国矿权和路权的角逐中，财力薄弱的日本却力不从心，节节失利。例如，对汉冶萍公司，日本虽通过借款及预付矿石和生铁货款等手段，确立了对该公司的财政控制，但它在1912年策划的中日合办该公司的阴谋却未能得逞。为扩张在长江流域的努力，1913年8月，日本曾向英国提出合作修筑湘宁铁路（由南京经南昌、萍乡到湖南）；1914年2月又请求英国提供资金援助，以修筑福州经南昌至汉口的铁路，但结果都因遭到英国的拒绝和反对而未能得逞[④⑧]。日本一面同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筑路权，一面又向竞争对手请求资金援助，这就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而又实力不足的矛盾。1914年7月号的《中央公论》无可奈何地哀叹：“贫困之日本此时不能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乃天数所使然，只能隐忍暂时，等待再度发展之机”[④⑨]。
    恰在这时，欧战爆发了，意想不到的“良机”突然降临日本。它使日本统治集团不仅可以借参战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借战争动员，满足军部的扩军要求，通过向交战各国供应军需品，促进日本经济的繁荣，使日本从政治经济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而且可以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德属太平洋诸岛屿，甚至有一举而独霸中国的可能。无怪乎日本的统治者都把这次“欧洲的大祸”看作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并不顾英、德等国的一再阻挠，迅速作出了参战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