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理论上的衰落，主要表现在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密切联系实际，当理论脱离实际的时候，就必然丧失生命力，不能不趋向衰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估计，一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形势的估计。
    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一直奉行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这种超越历史阶段的倾向，战前实际上已经存在。在苏联工农业生产力还处于很低水平的情况下，1936年斯大林在苏联新宪法报告中，已宣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到1938年苏共十八大，又宣布已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过当时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理论上出现某些片面和失误是在所难免的。问题在于，到战后时期，这个理论被固定化了。战后苏共十九大重申，已建成社会主义，正向共产主义过渡；到苏共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并把20年建成共产主义写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里。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的提法稍作修正，提出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但仍提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质上同赫的思想是相同的。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改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点”，认为苏联在本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所面临的任务，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安德罗波夫的这一提法，虽说是在苏联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一次比较重要的变化，但就“发达”这个概念来说，不论从经济方面，或从社会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苏联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即使是这个后来修正的“完善发达社会主义”提法，还是没有真正摆脱苏联根深蒂固的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倾向。这种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不仅完全脱离了苏联的实际，也背离了战后新时代的要求。
    处于战后新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而苏联的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却决定了苏联不可能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既然是建设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自然只能追求生产关系的高级化，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从而一再限制个人副业，强调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多方限制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多方限制企业的自主权力。这是苏联多年来所谓改革只能走走过场，半途而废的最深刻的理论根源。处于战后新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就要对外开放。而苏联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也决定了苏联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对外开放。当苏联把建设共产主义或发达社会主义作为主要任务时，当然不能允许通过对外开放，让那些与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本性不相容的外国资本以各种形式在苏联出现。超越历史阶段理论使得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只能关起门来进行，采取封闭经济政策，把自己孤立于战后新时代正在广泛发展的国际经济联系之外。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实际上也成为苏联长期来实行封闭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源。
    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的理论表现，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已陷入总危机而且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
    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是斯大林在战前提出的，战后又作了新的发挥。强调两个世界体系的对立，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危机，而且不断深化，战后这个总危机又进入了新阶段，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提出又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理论在战前对资本主义作这样估计，虽有某些根据，但已有些夸大；战后时期仍如此估计，则主观主义色彩更浓，更加脱离实际了。战后时期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扩展和在亚洲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增大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困难，但科技革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调节能力的增强，以及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比较迅速，都说明资本主义仍有较强的生命力，还可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也是社会主义在对外开放中吸取资本主义资金、技术和有益经验并同资本主义既合作又斗争的竞争共处时期，这个共处时期将是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还将经过一个长期的较量才能见分晓。苏共领导人不去研究战后世界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从僵化的教条框框出发，不顾事实，极力夸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对理论界有关资本主义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大加批判，要求苏联理论界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教条化理论口径一致，向过时的教条看齐。这就使苏联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长期陷于衰落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