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斯蒂是慈善运动论的忠实捍卫者。他力图证明：废奴是英国人道主义者和教会团体在基督精神感召下进行的一场伟大运动。他认为，基督教福音教派和启蒙运动的慈善意义均强调人的灵魂和个人的价值，这是废奴运动的根源。虽然他不赞同威廉斯的衰退论，但他从未从根本上否定后者。特别是威廉斯对两个关键时刻的解释（1807和1833年），他认为有一定说服力。〔21〕对衰退论批判最力的是德雷斯彻。他的《经济自杀：废奴时期的英国奴隶制》（1977年）是其代表作，观点可概括如下。第一，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无论从绝对或相对意义上均在继续增长，1783年后的水平甚至超过了美国革命前的黄金时期。第二，美国革命对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经济没有负面影响，奴隶贸易仍在扩大。西印度群岛的经济衰退发生在废除奴隶贸易以后，而非以前。第三，英国在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在经济上是一种自杀政策，在政治上是一种利他政策。〔22〕他的观点虽然引起较大反响，但其支持者均非西印度群岛史的专家，而加勒比地区研究奴隶问题的学者对他多持批判态度。
    克莱顿认为德雷斯彻在资料上有不少漏洞，论点呈简单化，同时他也不同意关于19世纪奴隶贸易仍在获利的观点。戈维亚指出德雷斯彻在解释史料上前后矛盾，缺乏说服力。谢里丹则列出证据表明生产过剩对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有直接影响。〔23〕对德斯彻批判最力的是明清顿和卡宁顿。 德雷斯彻宣称：对于英国来说， 西印度群岛的经济价值在1813～1822年间比1773～1787年间更为显著。明清顿仔细分析了德雷斯彻的数据，认为他在史料选择上详略不当，偏见明显。如对1773～1787年间的数据，他根本未引。通过更详尽的数据分析，他得出结论：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确实在衰退。〔24〕卡宁顿研究美国革命对西印度群岛的影响，认为西印度群岛在18世纪中期已十分依赖北美殖民地了。它不仅从北美进口大量生活必需品，还在输出糖浆和船舶运输上严重依附北美。美国独立战争使西印度群岛在多方面受到伤害：从北美进口食物大幅度下降和价格的高扬；失去北美这一出口糖酒的重要市场；船舶运输的锐减使出口受到损失，还有独立战争对殖民地的心理损伤。概言之，美国独立战争给西印度群岛以极大打击，是西印度群岛经济衰退的开始。认为美国革命对西印度群岛的经济没有影响是毫无根据的。〔25〕换言之，他们从根本上说是支持威廉斯的衰退论的。
    （三）
    威廉·格林曾指出：“自从《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出版以来，英属西印度群岛史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威廉斯几个论点的有意识的肯定和否定。”〔26〕这当然是对威廉斯著作的肯定，但并不全面。实际上，50年的有关论争早已超出西印度群岛史的探讨，其涵盖面之广是其他史学课题难于比拟的。以空间跨度论，它涉及欧、非、美三个大陆；从时间跨度论，它包括近400年的近代史；从学科内容而言， 它牵涉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人口史和欧洲扩张史等。要对这场论争作一个总的评价既不可能亦不实际，然而对这场辩论的一些特征作一粗略分析则是十分必要的。
    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是这50年的学术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从殖民时期到40年代，加勒比地区的史学主要集中反映两个主题：宗主国的功绩和殖民者的利益。随后，克里奥人（混血种人）的活动逐渐进入史学殿堂。《资本主义与奴隶制》虽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奴隶制上，但学者热衷于讨论的是作为生产方式的奴隶制或作为经济活动的奴隶贸易。而作为活生生的人，奴隶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体。奴隶仍只是作为历史的牺牲品而存在，因而在学术著作中亦仅是沉默的见证人。从70年代起，学术界将注意力转到小人物身上。奴隶的生老病死，种植园的生活条件，黑奴的文化适应，女奴的反抗方式都开始成为热门课题。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联手，一起研究资本主义时期奴隶制度这一人类历史上可耻的一页。
    加勒比历史有三个特点：殖民统治及其遗产；奴隶制的产生及扩展；建立在种族和阶级基础之上的多元文化和克里奥人制度。〔27〕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西印度群岛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家帕特生认为历史学注意事件的独特性，而社会学则注重事件的类型。他认为自己对牙买加奴隶反抗的研究是“介乎纯历史学和纯社会学的资料分析之间”。有些学者强调奴隶的适应性，而他则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奴隶并未接受奴隶主对他们的固定看法，而是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抗。他的研究为了解牙买加奴隶的社会、宗教和经济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证。〔28〕奴隶制导致了西印度群岛的文化特质不同种族共处既产生了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亦引起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人类学家威尔逊认为，加勒比的文化特点是两种社会结构与两种价值观并存。一种基于阶级，是宗主国的结构；一种基于个人价值，则是自奴隶贸易即土生土长的。他认为加勒比学者不应向外部世界找寻自己的文化根源，而应充分认识自己文化的价值标准。〔29〕还有不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奴隶的适应和反抗与克里奥人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概而言之，这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作者摒弃了只重实地考察和抽样调查而忽略档案资料的传统研究方法，广泛使用官方档案和文件等第一手资料，通过综合分析来研究加勒比社会。第二，作者将社会分解为各种成份（种植园、非洲--加勒比文化、农民社会、家庭生活、商品交换等）或各种制度（政治、法律、经济、民兵、宗教、教育），对其进行分析考察。这种研究较注重结构分析与功能作用，而忽略时间因素和历史过程。可以说，这些研究运用了历史资料而缺乏历史方法。
    与多学科研究方法相联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计量方法的普遍运用。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威廉斯囿于历史局限性，未能使用规范化的经济模型和计量方法，而他的很多结论又牵涉到经济史中的数量概念。新的一代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家或经济学家，为了支持或反驳威廉斯，大量使用计量方法来加强论证。其次，这和二战以后计量方法在西方史学界逐渐普及的大气候相联。然而，计量方法的局限性十分明显。由于其目的是以量求质，如果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样数据的处理可能导致绝然相反的结论。前面提到的英格曼和所罗关于西印度群岛对英国经济的贡献的不同结论即是一例。